文章提交者：皇汉冉闵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综观利玛窦一生，他是带着传布福音的使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但是他在华最大的成功却不在基督的事业，而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虽然利玛窦来华没有达到传教的目的，但是他在华传播科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之功却是显著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卓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这方面的成功一部分是由于利玛窦个人性格品学所致，更重要的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他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可以肯定地说，有着具体内容和较系统体系的西学东渐是从利玛窦开始的。这一轮文化交流涉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若干重大领域，他输入了第一张世界地图，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西方数学书籍，传入一系列天文学知识，对中国历法改革起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作用，编制了第一部欧洲文字和汉文对照词汇表，输入天主教教义，用独特的眼光对儒学进行分析和反思，掀起了天主教与佛教的第一次论争，西学东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见识近代科学的门户。另一方面，有着实际意义和巨大影响的东学西渐也由他开创，利玛窦这位泰西儒士真诚地为中华文明所折服，他尽其传教余暇竭力向西方介绍灿烂的中华文化，后来东学西渐的知名代表莱布尼兹、伏尔泰都深受其影响。
2008年8月9日 星期六
Matteo Ricci China Impressio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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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主实义》
利玛窦阐述他的神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著作最著名为《天主实义》。
《天主实义》分上下两卷，全书八篇及序共五万余字。此书仿照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神学总论》的体例，以中士、西士问答的形式概述教理，是利玛窦神学思想系统的、全面的阐述。顾名思义，所谓“ 天主实义”，意即关于神的真实教义。利玛窦大量援引儒家古代经典为依据，系统地论证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和根本教义，并从天主教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宋明理学和佛道两教的宗教世界观。
5.《几何原本》
利玛窦自从定居北京后，就再也没离开，直到走完他的余生。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至1610（万历三十八年），为中西文化交流成就了若干大事，其中影响最大、最有意义的是与徐光启共同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出版。这部书是由利玛窦根据他的老师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神甫整编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前6卷口授，由徐光启笔录而成。1605年在北京印行(一说系于1607年在北京印行)，收入《天学初函》和《海山仙馆丛书》。《几何原本》的刊印出版改变了中国数学以实用计算的《九章算术》的经典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因而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点。
利玛窦一生将众多的西方科学、文化、宗教书籍翻译成汉语，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科学引入中国，同时，他也将中国文化较为充分地介绍到西方，最为完整的著作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去世后，给后人留下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原稿用利玛窦的母语意大利文写成，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书稿封面上除了“ 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据金尼阁说，利玛窦撰写这份文献的目的是要把它呈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并让同会的会友们传阅，希望人们了解中国和他在中国的传教事迹。
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书中，欧洲人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第一次认识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以及带来的震撼，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热潮。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经刊行，在欧洲便不胫而走。在不长的时间里，各种文字译本陆续出现，其中拉丁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1623年版及1648年版等四种，法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及1623年版等三种，此外还有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摘译本各一种。由于金尼阁拉丁文本的极度流行，利玛窦著者的身分渐被湮没，人们只知金氏译著，不知有利玛窦原著。
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耶稣会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神甫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里发现了利玛窦原意大利文手稿。至此，利玛窦原著者的身分无可置疑地得以澄清，人们也因此同声谴责金尼阁喧宾夺主，乱译者为著者。其实，金尼阁虽然在书名上自题为作者，但在书中已明确说明此书的作者是利玛窦，他自己只是修订补遗而已。后来，汾屠立神甫把他发现的这部手稿连同利玛窦的其他书稿一起刊行于世，是为两卷本的《利玛窦全集》（原书名为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意思是利玛窦神甫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该书原稿，题名为《中国报导》（I commentarj della Cina），于1911年出版；下卷为利玛窦的书信，于1913年出版。
利玛窦的这部著作共有五卷，第一卷力图全面概述中国当时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来华传教士，主要是利玛窦本人的中国传教经历。在利玛窦研究中，人们无一例外地以此书为首选参考文献，但经常忽略了第一卷的重要意义。该书第一卷共分十一部分，对明末中国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内容涉及国名、地理位置、版图、物产、机械工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科举取士制、政府机构、习俗、宗教等。第一卷与本书其他部分一样，来自利玛窦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并且毫不隐讳他自己的褒贬评价。
《利玛窦中国札记》再次为欧洲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扇大门是300年前由马可·波罗首先敲开的。同时，此书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使我们了解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影响。他从侧面展示了明代晚期中国国内以及东西方交往的各种状况。《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传闻与幻想，而是以耶稣会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为根据汇总而成的一部宝贵的历史文献，它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记录了一段近代中国由强盛辉煌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
明末时的中国仍是世界强国，而利玛窦等传教士仅是向慕中华来“进方物”的西洋人，所以他的态度一直是谦虚谨慎、恭敬卑顺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教活动既不能借助兵火，就只有倚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来达到传教目的。
西方传入的社会文化制度——婚姻法、教皇制度、出版法。
西方传入的科技——星盘、西洋建筑、西书、望远镜、日咎、三棱镜、天球仪、地球仪、钟表、砂漏、地图。
对汉语的贡献——利玛窦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在许多领域有着开拓性的意义，甚至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上，其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
考察利氏著译，《交友论》（1595）、《西国记法》（1595）、《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1601）、《坤舆万国全图》（1602）、《天主实义》（1603）、《二十五箴言》（1604）、《西字奇迹》（1605）、《几何原本》（1607）（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1607）、《畸人十篇》（1608）、《理法器撮要》（1610）、《乾坤体义》（1610）。在这12种著译中，可查找出很可能是利玛窦著译中首见的而现在仍在使用的83 个词 如：半圆、北半球、北极、比例、 测量、赤道、大厦、地平线、地球、钝角、多边形、古典、角、几何、金刚石、金星、面、面积、木星、南半球、南极、平面、平行、平行线、曲线、锐角、三角形、三棱镜、上帝、圣经、圣母、审判、十字架、水星、四边形、天国、天球、天主、天主教、体积、土星、推论、纬度、西历、虚线、阳历、耶稣、银币、阴历、仪器、月球、造物主、枕骨、直角、直线、子午线、主（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称呼）等。利玛窦所创造的这些词，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对汉语词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利玛窦在中国内地开展天文测量和研究，是首先在广东肇庆开始的。他在那里观测过两次月食，一次是在1583年11月27日，一次是在1584年的5月24日。并在刻印世界地图后制作了一批天文仪器，包括地球仪、天球仪、浑仪、日晷，作为馈赠当地官员和名流的礼品。后收又瞿太素为学生，向他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制作出星盘、罗盘和象限仪等天文仪器。他把各种天文仪器和其他科技机械陈列在居所中供人参观，他又向中国士大夫讲解推算日历的方法和这些仪器、机械的应用方法和原理。利玛窦对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和实践活动，为其赢得了“托勒密第二”的盛名。
利玛窦在南昌时根据当地经度，制作了“地平日晷”，可以准确反映出南昌当地的地方时间。他还制作“卧式时钟”，受到人们的极大赞赏，后来甚至成为中国苏州制钟手工业者供奉的“祖师爷”。
1592年9月22日，发生一次月偏食，人们发现朝廷钦天监所发布的与实际观察不符，利玛窦借此机会向人们介绍了月偏食在不同地区出现大小不同的现象的原因，这是中国学者从未解释过的。
后来，利玛窦在南京收了三名学生向他们教授历算知识，并一同制作了各种天文仪器，又考察了当时位于鸡鸣山上的南钦天监观象台。此间，他正式向在罗马的耶稣会总部要求派谙熟天文历算的教士来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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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抵达北京后，于1601年6月15日，12月9日和1602年7月4日三次观测月食，并推算出1603年5月11日的日食时间，他的推算比钦天监的时间更为准确，这又为他赢得更大的声誉。
利玛窦对中国天文学更大的影响是通过与他交游过的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参加崇祯朝修订历法而产生的，《崇祯历书》可以反映出利玛窦传播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成果。书中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第谷天体体系和几何计算方法，清晰地引入了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的现代天文学概念和有关的计算方法，使中国天文最早与国际“接轨”。
传入非欧氏几何——明朝末年，利玛窦来中国通过翻译《几何原本》传入了欧氏几何，同时，他也通过各种活动传入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非欧氏几何。这些几何知识主要有圆锥曲线、平行正投影、球极投影、画法几何和透视法等。这些非欧氏几何更加直接地应用到了平时科学技术活动中，特别是天文、地理和绘画艺术中，更有利的促进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利玛窦通过书信、书籍与实物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的科技文化与地理知识。
介绍中国科技——自然观、天文学、茶、漆、硝石与焰火、印刷术、丝绸技术、屏风、轿子、船、宝石、长城、纺织。
介绍中国地理知识——纬度位置、距离测量、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南京城、北京、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吉安、绍兴、南昌、临清、苏州、上海、洋子江、黄河、运河、鄱阳湖、梅岭、庐山、南华寺、气候、煤。
利玛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广泛的研究和理解，在书中向西方人介绍了他的分析和态度
中国人的特征——崇尚知识、尊师、宗教自由、人民勤劳、喜欢文字传播、南北差异、升官心理、易受惊吓、虚伪性、天生猜疑、男女之防。
对中国的批判——利玛窦看中国的事物，多能看到正反两面。以“纸”来说，他注意到中国是最普遍地使用纸的国度，但又觉得中国纸容易撕坏，不耐久，且因太薄，不能像西洋纸那样两面书写。再如中国的科举制，在利玛窦看来是文明的产物，有其可取之处。这种不问门第、通过公平竞争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由利玛窦等人介绍到西方，后来渐渐发展为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当然，利玛窦对科举制的弊端也未放过，批评它太重伦理说教和诗文词藻，而忽略了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
4.《天主实义》
利玛窦阐述他的神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著作最著名为《天主实义》。
《天主实义》分上下两卷，全书八篇及序共五万余字。此书仿照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神学总论》的体例，以中士、西士问答的形式概述教理，是利玛窦神学思想系统的、全面的阐述。顾名思义，所谓“ 天主实义”，意即关于神的真实教义。利玛窦大量援引儒家古代经典为依据，系统地论证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和根本教义，并从天主教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宋明理学和佛道两教的宗教世界观。
5.《几何原本》
利玛窦自从定居北京后，就再也没离开，直到走完他的余生。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至1610（万历三十八年），为中西文化交流成就了若干大事，其中影响最大、最有意义的是与徐光启共同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出版。这部书是由利玛窦根据他的老师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神甫整编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前6卷口授，由徐光启笔录而成。1605年在北京印行(一说系于1607年在北京印行)，收入《天学初函》和《海山仙馆丛书》。《几何原本》的刊印出版改变了中国数学以实用计算的《九章算术》的经典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因而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点。
利玛窦一生将众多的西方科学、文化、宗教书籍翻译成汉语，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科学引入中国，同时，他也将中国文化较为充分地介绍到西方，最为完整的著作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去世后，给后人留下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原稿用利玛窦的母语意大利文写成，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书稿封面上除了“ 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据金尼阁说，利玛窦撰写这份文献的目的是要把它呈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并让同会的会友们传阅，希望人们了解中国和他在中国的传教事迹。
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书中，欧洲人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第一次认识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以及带来的震撼，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热潮。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经刊行，在欧洲便不胫而走。在不长的时间里，各种文字译本陆续出现，其中拉丁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1623年版及1648年版等四种，法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及1623年版等三种，此外还有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摘译本各一种。由于金尼阁拉丁文本的极度流行，利玛窦著者的身分渐被湮没，人们只知金氏译著，不知有利玛窦原著。
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耶稣会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神甫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里发现了利玛窦原意大利文手稿。至此，利玛窦原著者的身分无可置疑地得以澄清，人们也因此同声谴责金尼阁喧宾夺主，乱译者为著者。其实，金尼阁虽然在书名上自题为作者，但在书中已明确说明此书的作者是利玛窦，他自己只是修订补遗而已。后来，汾屠立神甫把他发现的这部手稿连同利玛窦的其他书稿一起刊行于世，是为两卷本的《利玛窦全集》（原书名为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意思是利玛窦神甫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该书原稿，题名为《中国报导》（I commentarj della Cina），于1911年出版；下卷为利玛窦的书信，于1913年出版。
利玛窦的这部著作共有五卷，第一卷力图全面概述中国当时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来华传教士，主要是利玛窦本人的中国传教经历。在利玛窦研究中，人们无一例外地以此书为首选参考文献，但经常忽略了第一卷的重要意义。该书第一卷共分十一部分，对明末中国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内容涉及国名、地理位置、版图、物产、机械工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科举取士制、政府机构、习俗、宗教等。第一卷与本书其他部分一样，来自利玛窦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并且毫不隐讳他自己的褒贬评价。
《利玛窦中国札记》再次为欧洲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扇大门是300年前由马可·波罗首先敲开的。同时，此书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使我们了解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影响。他从侧面展示了明代晚期中国国内以及东西方交往的各种状况。《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传闻与幻想，而是以耶稣会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为根据汇总而成的一部宝贵的历史文献，它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记录了一段近代中国由强盛辉煌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
明末时的中国仍是世界强国，而利玛窦等传教士仅是向慕中华来“进方物”的西洋人，所以他的态度一直是谦虚谨慎、恭敬卑顺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教活动既不能借助兵火，就只有倚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来达到传教目的。
西方传入的社会文化制度——婚姻法、教皇制度、出版法。
西方传入的科技——星盘、西洋建筑、西书、望远镜、日咎、三棱镜、天球仪、地球仪、钟表、砂漏、地图。
对汉语的贡献——利玛窦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在许多领域有着开拓性的意义，甚至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上，其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
考察利氏著译，《交友论》（1595）、《西国记法》（1595）、《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1601）、《坤舆万国全图》（1602）、《天主实义》（1603）、《二十五箴言》（1604）、《西字奇迹》（1605）、《几何原本》（1607）（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1607）、《畸人十篇》（1608）、《理法器撮要》（1610）、《乾坤体义》（1610）。在这12种著译中，可查找出很可能是利玛窦著译中首见的而现在仍在使用的83 个词 如：半圆、北半球、北极、比例、 测量、赤道、大厦、地平线、地球、钝角、多边形、古典、角、几何、金刚石、金星、面、面积、木星、南半球、南极、平面、平行、平行线、曲线、锐角、三角形、三棱镜、上帝、圣经、圣母、审判、十字架、水星、四边形、天国、天球、天主、天主教、体积、土星、推论、纬度、西历、虚线、阳历、耶稣、银币、阴历、仪器、月球、造物主、枕骨、直角、直线、子午线、主（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称呼）等。利玛窦所创造的这些词，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对汉语词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利玛窦在中国内地开展天文测量和研究，是首先在广东肇庆开始的。他在那里观测过两次月食，一次是在1583年11月27日，一次是在1584年的5月24日。并在刻印世界地图后制作了一批天文仪器，包括地球仪、天球仪、浑仪、日晷，作为馈赠当地官员和名流的礼品。后收又瞿太素为学生，向他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制作出星盘、罗盘和象限仪等天文仪器。他把各种天文仪器和其他科技机械陈列在居所中供人参观，他又向中国士大夫讲解推算日历的方法和这些仪器、机械的应用方法和原理。利玛窦对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和实践活动，为其赢得了“托勒密第二”的盛名。
利玛窦在南昌时根据当地经度，制作了“地平日晷”，可以准确反映出南昌当地的地方时间。他还制作“卧式时钟”，受到人们的极大赞赏，后来甚至成为中国苏州制钟手工业者供奉的“祖师爷”。
1592年9月22日，发生一次月偏食，人们发现朝廷钦天监所发布的与实际观察不符，利玛窦借此机会向人们介绍了月偏食在不同地区出现大小不同的现象的原因，这是中国学者从未解释过的。
后来，利玛窦在南京收了三名学生向他们教授历算知识，并一同制作了各种天文仪器，又考察了当时位于鸡鸣山上的南钦天监观象台。此间，他正式向在罗马的耶稣会总部要求派谙熟天文历算的教士来中国服务。
文章提交者：皇汉冉闵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利玛窦抵达北京后，于1601年6月15日，12月9日和1602年7月4日三次观测月食，并推算出1603年5月11日的日食时间，他的推算比钦天监的时间更为准确，这又为他赢得更大的声誉。
利玛窦对中国天文学更大的影响是通过与他交游过的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参加崇祯朝修订历法而产生的，《崇祯历书》可以反映出利玛窦传播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成果。书中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第谷天体体系和几何计算方法，清晰地引入了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的现代天文学概念和有关的计算方法，使中国天文最早与国际“接轨”。
传入非欧氏几何——明朝末年，利玛窦来中国通过翻译《几何原本》传入了欧氏几何，同时，他也通过各种活动传入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非欧氏几何。这些几何知识主要有圆锥曲线、平行正投影、球极投影、画法几何和透视法等。这些非欧氏几何更加直接地应用到了平时科学技术活动中，特别是天文、地理和绘画艺术中，更有利的促进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利玛窦通过书信、书籍与实物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的科技文化与地理知识。
介绍中国科技——自然观、天文学、茶、漆、硝石与焰火、印刷术、丝绸技术、屏风、轿子、船、宝石、长城、纺织。
介绍中国地理知识——纬度位置、距离测量、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南京城、北京、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吉安、绍兴、南昌、临清、苏州、上海、洋子江、黄河、运河、鄱阳湖、梅岭、庐山、南华寺、气候、煤。
利玛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广泛的研究和理解，在书中向西方人介绍了他的分析和态度
中国人的特征——崇尚知识、尊师、宗教自由、人民勤劳、喜欢文字传播、南北差异、升官心理、易受惊吓、虚伪性、天生猜疑、男女之防。
对中国的批判——利玛窦看中国的事物，多能看到正反两面。以“纸”来说，他注意到中国是最普遍地使用纸的国度，但又觉得中国纸容易撕坏，不耐久，且因太薄，不能像西洋纸那样两面书写。再如中国的科举制，在利玛窦看来是文明的产物，有其可取之处。这种不问门第、通过公平竞争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由利玛窦等人介绍到西方，后来渐渐发展为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当然，利玛窦对科举制的弊端也未放过，批评它太重伦理说教和诗文词藻，而忽略了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
Matteo Ricci China Impression2
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应肇庆府太守邀请到肇庆，太守感谢其进献多种礼物，因而指定太守府东河滨一块空地允许他们建造教堂居住。利玛窦初到中国，效仿佛家僧侣削发剃须，穿僧服。他还将教堂题名为“仙花寺”，中堂题“西来净土”四字。但渐渐地利玛窦发现僧侣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中国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是儒士，儒士不但有学问，而且可以通过科举成为朝廷命官，成为社会上层。在这期间，利玛窦前往韶州，知遇儒士瞿太素。瞿太素出身名门，好游学，在儒士中颇有影响。在他的劝导下，利玛窦换去僧服，改着儒服，积极与中国儒士相交往。儒士大多勤学好问，利玛窦就将其在罗马初修院所学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语言、逻辑等等知识向儒士讲解，还将所带来的各种天文仪器、机械物品向儒士们展示。这些他们闻所未闻的“奇谈”和见所未见的“奇物”使儒士们大开眼界，因此对利玛窦极为钦佩，称他为“学问大家”，一时间利玛窦美名远扬。
1582年－1600年间，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广州、南京、杭州等地活动。他积极和士大夫们交往，谈天论道，藉此传教。这种传教方法，后人称之“学术传教”。利玛窦在学术传教中结识的鸿儒很多，也确实以其新奇的西学吸引着这些人。在这期间，他写成《交友论》、《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著作。
1595年，利玛窦到南昌，知遇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同年，利玛窦在南昌与建安王、乐安王交好，并赠建安王一座卧钟、天球仪、一部《交友论》和另一部书，其中记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之组合，数学演示及对所有图画的说明。1598年，利玛窦到南京，晋接应天巡抚赵可怀，南京提学使陈子贞，与他们讨论数学问题，陈子贞请利玛窦制造历算仪器。在南京时，利玛窦所结交名人还有：魏国公徐弘基（徐达之后）、丰城侯李环、守备太监冯保、南京国子监司业焦竑，学者李贽、刑部侍郎王樵、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郭明龙、翰林荆岩、学者李心斋、文学家祝世禄等。南京吏部尚书关左海曾印行利玛窦修订的地图，贵州巡抚郭青螺（子章）依照利玛窦所画地图，集成《古今郡国名类》一书。
利玛窦在南京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后来成为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吴淞（今上海）人，官至宰辅。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做官，当时还未考取进士。徐光启结识利玛窦以后，对其所讲“格物穷理之学”极为赞叹。徐光启作为有识见的士大夫，已深刻认识到“清谈心性”之理学的空洞，明王朝的强盛，必需“经世治用”之实用。他与利玛窦学习、讨论天文历法、数学、测量等学问。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徐光启于1603年入教，1604年入京会考，点为翰林庶吉士。徐光启到京之后，更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6卷，该书于1607年译完并印刷。
利玛窦在京交往的朝臣中，除徐光启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李之藻。李之藻（1564—1630），字振之，号我存，浙江仁和人， 1598年中进士，时任南京工部员外郎，1610年入教。1601年在京与利玛窦相遇，曾作《天下总图》，后因见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而深深佩服利玛窦。他重印此书，学会用克拉维斯的方法制各种日晷、星盘，写成《浑盖通宪图说》（1607）、《经天说》（1601）。他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最著名的是《同文算指》（1614）、《圜容较义》（1614）两部重要数学著作。这两部著作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北京期间，利玛窦还写成天文著作《乾坤体义》与语言学著作《西字奇迹》（1605）等。利玛窦在京交友还有：沈子木、佥事曹于汴、阁老沈一贯、刑部尚书萧大亨、吏部侍郎冯名琦、吏部尚书李戴、冯应京等。
汉化政策是利玛窦一生在华传教的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在华二十八年，他始终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相对于这一目的而言，科学、交游都是手段而已。这种来华动机和个人信仰不仅决定了他在人文文化方面传布的主要是神学思想，而且在介绍自然科学方面也囿于传教目的的需要。
在浸染过中国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后，利玛窦越发清楚地认识到首要任务不是去大量施洗，而是使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一个被接受的位置，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教会始终会面临被敌对的官员驱逐出中国的危险。因此，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给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而建设一种“中国—基督教”式的综合体。利玛窦之所以选择了儒学而非佛教或道教作为这些因素的中方载体，不仅仅是基于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也是出于对中国这几种教义各自的内在动力的考虑。利玛窦明白，在基督教与佛教间存在某种相似性，佛教通过自然法发展出一套类似基督教的道德；但也正因为此，他认识到佛教是基督教的一大竞争者，这也成为他对佛教持尖锐批评的重要原因。
当利玛窦发现中国上流社会一般都很少关心宗教事务时，便试图利用这些科学新成果把他们吸引到圣教方面来。在1595年11月4日发自南昌的书简中，利玛窦把他取得声望的原因归纳为六大类：虽然他是来自远方的西洋人，但却能熟练地读写汉语，通读了孔夫子的四书；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学识渊博；携来一些能吸引人的科学成果；中国人认为他具有炼丹术的本领；他布讲的宗教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补充说，那些真正为宗教而与他交往的人数最少。向中国士大夫赠送礼物，以此笼络感情、取得帮助，是他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利玛窦的礼物包括三棱镜、日晷、四分仪等测时及天文学观测仪器、自鸣钟、西洋书籍、油画等，其中以自鸣钟最为有名，影响也最大。
在术语问题上，利玛窦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God”；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教伦理，并且在他创造的中国式教义问答教学法中，构成天主教徒精神约束制度的天主教戒律中有六条被他忽略，天主教七件圣礼中有六件被他抹去；在礼仪问题上，他起初因有叩头举动而禁止基督徒从事祭祖祀孔礼仪，但当地发现叩头礼也用于对皇帝或父母等活着的人时，便把这些礼仪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举动而允许执行了
利玛窦清楚地懂得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悬殊是中国人归正的最大障碍。他在临死前一年指出，对于一位入华耶稣会士来说，熟练地运用汉语和掌握中国经典著作要比归化万名教徒还重要。他所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归正，而是要求对天主教具有真正深刻的了解。
从内容上看，利玛窦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大类：一类是宗教与修身，另一类是科学。前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后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中文写成或译述自西洋著作的作品，也有一些将中文经典著作译为拉丁文或用拉丁文撰写的作品。
1.翻译《四书》
1593年，利玛窦将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并略加注释。这是第一本《四书》的西文译本。此书的拉丁文标题为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1594年利玛窦把这部《四书》拉丁文译本寄回了意大利。
2.《交友论》
1595年，利玛窦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汉文著作《交友论》，它收集了西方名贤（如哲学家、神甫）格言凡百则，专题论述交友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交友的原则。利玛窦宣扬友谊的珍贵，是对更深伦理观念的有益补充，因此很受中国士大夫欢迎。初版的《交友论》用薄且耐磨的日本纸印刷，按欧洲装帧风格装订，人们对它的内容和装帧都感到新奇，因而广为推荐，赣州府的一个县令将此书重版后发行到全国各省，许多文人在自己的文集中，都引用此书语言，在很短时间内，此书广为流传，被誉为一部杰作，为利玛窦在名流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
3.《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在北京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修订、重印世界地图。早在他居住肇庆期间，先任知府、后升岭西道的王泮就曾经刻印过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1584年版）。之后在南京，受南京吏部主事吴左海之请，利玛窦对第一版地图认真修订后再版。第二版（1599年版）的世界地图印量很大，散发很广，还流传到日本、澳门等地。利玛窦定居北京以后，工部官员李之藻向他学习地理知识。他再次修订旧图，扩充内容，绘成六条合幅的《坤舆万国全图》，学术界称为1602年版。此版全幅宽361厘米，高171厘米，分为六幅，卷在精制木轴上。图中收录了850年地名，附95条注释，代表了16世纪欧洲比较先进的地理知识水平。
利玛窦在北京的这几年昼夜忙碌，日理万机，除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外，他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科学著作，亲笔用中文撰写了《乾坤体义》、《西字奇迹》、《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书。
1582年－1600年间，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广州、南京、杭州等地活动。他积极和士大夫们交往，谈天论道，藉此传教。这种传教方法，后人称之“学术传教”。利玛窦在学术传教中结识的鸿儒很多，也确实以其新奇的西学吸引着这些人。在这期间，他写成《交友论》、《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著作。
1595年，利玛窦到南昌，知遇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同年，利玛窦在南昌与建安王、乐安王交好，并赠建安王一座卧钟、天球仪、一部《交友论》和另一部书，其中记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之组合，数学演示及对所有图画的说明。1598年，利玛窦到南京，晋接应天巡抚赵可怀，南京提学使陈子贞，与他们讨论数学问题，陈子贞请利玛窦制造历算仪器。在南京时，利玛窦所结交名人还有：魏国公徐弘基（徐达之后）、丰城侯李环、守备太监冯保、南京国子监司业焦竑，学者李贽、刑部侍郎王樵、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郭明龙、翰林荆岩、学者李心斋、文学家祝世禄等。南京吏部尚书关左海曾印行利玛窦修订的地图，贵州巡抚郭青螺（子章）依照利玛窦所画地图，集成《古今郡国名类》一书。
利玛窦在南京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后来成为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吴淞（今上海）人，官至宰辅。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做官，当时还未考取进士。徐光启结识利玛窦以后，对其所讲“格物穷理之学”极为赞叹。徐光启作为有识见的士大夫，已深刻认识到“清谈心性”之理学的空洞，明王朝的强盛，必需“经世治用”之实用。他与利玛窦学习、讨论天文历法、数学、测量等学问。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徐光启于1603年入教，1604年入京会考，点为翰林庶吉士。徐光启到京之后，更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6卷，该书于1607年译完并印刷。
利玛窦在京交往的朝臣中，除徐光启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李之藻。李之藻（1564—1630），字振之，号我存，浙江仁和人， 1598年中进士，时任南京工部员外郎，1610年入教。1601年在京与利玛窦相遇，曾作《天下总图》，后因见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而深深佩服利玛窦。他重印此书，学会用克拉维斯的方法制各种日晷、星盘，写成《浑盖通宪图说》（1607）、《经天说》（1601）。他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最著名的是《同文算指》（1614）、《圜容较义》（1614）两部重要数学著作。这两部著作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北京期间，利玛窦还写成天文著作《乾坤体义》与语言学著作《西字奇迹》（1605）等。利玛窦在京交友还有：沈子木、佥事曹于汴、阁老沈一贯、刑部尚书萧大亨、吏部侍郎冯名琦、吏部尚书李戴、冯应京等。
汉化政策是利玛窦一生在华传教的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在华二十八年，他始终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相对于这一目的而言，科学、交游都是手段而已。这种来华动机和个人信仰不仅决定了他在人文文化方面传布的主要是神学思想，而且在介绍自然科学方面也囿于传教目的的需要。
在浸染过中国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后，利玛窦越发清楚地认识到首要任务不是去大量施洗，而是使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一个被接受的位置，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教会始终会面临被敌对的官员驱逐出中国的危险。因此，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给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而建设一种“中国—基督教”式的综合体。利玛窦之所以选择了儒学而非佛教或道教作为这些因素的中方载体，不仅仅是基于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也是出于对中国这几种教义各自的内在动力的考虑。利玛窦明白，在基督教与佛教间存在某种相似性，佛教通过自然法发展出一套类似基督教的道德；但也正因为此，他认识到佛教是基督教的一大竞争者，这也成为他对佛教持尖锐批评的重要原因。
当利玛窦发现中国上流社会一般都很少关心宗教事务时，便试图利用这些科学新成果把他们吸引到圣教方面来。在1595年11月4日发自南昌的书简中，利玛窦把他取得声望的原因归纳为六大类：虽然他是来自远方的西洋人，但却能熟练地读写汉语，通读了孔夫子的四书；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学识渊博；携来一些能吸引人的科学成果；中国人认为他具有炼丹术的本领；他布讲的宗教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补充说，那些真正为宗教而与他交往的人数最少。向中国士大夫赠送礼物，以此笼络感情、取得帮助，是他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利玛窦的礼物包括三棱镜、日晷、四分仪等测时及天文学观测仪器、自鸣钟、西洋书籍、油画等，其中以自鸣钟最为有名，影响也最大。
在术语问题上，利玛窦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God”；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教伦理，并且在他创造的中国式教义问答教学法中，构成天主教徒精神约束制度的天主教戒律中有六条被他忽略，天主教七件圣礼中有六件被他抹去；在礼仪问题上，他起初因有叩头举动而禁止基督徒从事祭祖祀孔礼仪，但当地发现叩头礼也用于对皇帝或父母等活着的人时，便把这些礼仪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举动而允许执行了
利玛窦清楚地懂得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悬殊是中国人归正的最大障碍。他在临死前一年指出，对于一位入华耶稣会士来说，熟练地运用汉语和掌握中国经典著作要比归化万名教徒还重要。他所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归正，而是要求对天主教具有真正深刻的了解。
从内容上看，利玛窦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大类：一类是宗教与修身，另一类是科学。前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后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中文写成或译述自西洋著作的作品，也有一些将中文经典著作译为拉丁文或用拉丁文撰写的作品。
1.翻译《四书》
1593年，利玛窦将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并略加注释。这是第一本《四书》的西文译本。此书的拉丁文标题为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1594年利玛窦把这部《四书》拉丁文译本寄回了意大利。
2.《交友论》
1595年，利玛窦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汉文著作《交友论》，它收集了西方名贤（如哲学家、神甫）格言凡百则，专题论述交友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交友的原则。利玛窦宣扬友谊的珍贵，是对更深伦理观念的有益补充，因此很受中国士大夫欢迎。初版的《交友论》用薄且耐磨的日本纸印刷，按欧洲装帧风格装订，人们对它的内容和装帧都感到新奇，因而广为推荐，赣州府的一个县令将此书重版后发行到全国各省，许多文人在自己的文集中，都引用此书语言，在很短时间内，此书广为流传，被誉为一部杰作，为利玛窦在名流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
3.《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在北京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修订、重印世界地图。早在他居住肇庆期间，先任知府、后升岭西道的王泮就曾经刻印过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1584年版）。之后在南京，受南京吏部主事吴左海之请，利玛窦对第一版地图认真修订后再版。第二版（1599年版）的世界地图印量很大，散发很广，还流传到日本、澳门等地。利玛窦定居北京以后，工部官员李之藻向他学习地理知识。他再次修订旧图，扩充内容，绘成六条合幅的《坤舆万国全图》，学术界称为1602年版。此版全幅宽361厘米，高171厘米，分为六幅，卷在精制木轴上。图中收录了850年地名，附95条注释，代表了16世纪欧洲比较先进的地理知识水平。
利玛窦在北京的这几年昼夜忙碌，日理万机，除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外，他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科学著作，亲笔用中文撰写了《乾坤体义》、《西字奇迹》、《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书。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四百年前，同样是在西历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月，北京城里来了一位西洋客人，中西文化交流史将由于他的到来而翻开新的一页。
第一章
这位客人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Ricci1552—1610）。早在1583年，利玛窦已自澳门入居广东肇庆，以后十余年先后至韶州、南昌等地传教。1595年他初次把晋京的企图付诸行动，随兵部侍郎石星从南昌出发，水陆兼行，于5月末抵达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但他未能获准继续前行，且无法定居南京，遂于半月后返回江西。三年后他再度尝试北上，先到南京，搭官船、走运河，在1598年9月上旬抵靠通州。通州也即今天的通县，要按现在的区划，跨进北京东郊的这个县也就是到了北京。然而在当时，京城对于利玛窦仍是那么遥远，因未获得入京许可，他不得不退返南方。不过，这次他得以在南京安定下来，成为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座上客，在其府邸度过1599年的元宵节，并与叶向高、李贽等名士结交。
一年后，利玛窦第三次筹划北上，用他自己在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是要“攻打”北京。1600年7月下旬，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携仆数人抵达天津，等候入京诏令。在苦等了半年之后，他们终于接到晋京的圣旨，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北京，先是下榻南城外一名太监家中，后移至专供外国使者居住的四夷馆。
在新世纪之初到达北京，对利玛窦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兆头。但事情本身纯属巧合。据说是因为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清单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而一见到自鸣钟，皇帝就着了迷。哪个时辰钟未敲点，或停下不走，便要利玛窦飞马赶来。西洋的工艺技术让宫廷上下赞叹不已。没有人会相信，如此精巧的制作是出自一个化外的蛮邦。利玛窦的命运似乎就这样由自鸣钟决定了下来：他被特许迁出四夷馆，在宣武门附近租住民房，并且每月可获一笔官银；皇帝不想放他走，负责管理自鸣钟的官员也不希望他离开京城。“攻打”北京的第一役，看来是成功的。虽然他最终未能攻下万历皇帝这座顽垒，甚至从未有机会与这位神秘的君主晤面，但以后的十年，他得以安居北京，享受着传教的自由，直到1610年5月11日病逝，赐葬于阜成门外二里沟。
第二章
儒服华语，学术传教
利玛窦不是最早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马可·波罗来华（1271）前后，蒙古、中国一带已可见到罗马特遣教士的零星足迹。至16世纪，罗马教廷在东印度果阿、马六甲等地构筑了据点，从那里进一步向远东渗透。就在利玛窦出生的那一年，留居日本数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沙勿略搭乘本国商船向中国进发，行至广东近海，几经努力而未获登陆许可，赍恨病卒于上川岛（今属广东）。1580 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终于实现了沙勿略的遗愿，获准由澳门入居肇庆，并建立起会所，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位耶稣会士。不久利玛窦等新人陆续登陆，实力有增，便开始酝酿北扩。
这些传教士都是绝顶聪慧的人物。他们一方面以礼品铺路，另一方面操华语、习汉字、着儒装，以求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本人不但通晓中文，而且熟读五经，善借儒家学说讲解基督教义。在他看来，儒教与基督教可以相互包容，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即充盈的心灵，完美的伦理，高度的智慧。许多士大夫为利玛窦的学识和辩才折服，争相拜访、宴请这位泰西大儒。过去形容一个中国学者的本事，常用“过目成诵、倒背如流”之类夸张的说法，现在人们却在利玛窦身上真的看到了这种本领。还在南昌时，利玛窦就向士大夫们当场演示过他的记忆术。他让人随意写一堆汉字，只看一遍就能背出；更奇的是，他可以从尾至头马上再背一回。中国的科举考试相当程度上是考记性，所以凡是见过利玛窦表演的读书人，从此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应江西总督陆万垓的请求，撰写了一本叫《西国记法》的小书，介绍他的那种局部记忆法。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迎合士人，其实他自己对这类技巧并不看重。他深知，这类东西只能引发一时的兴趣，而熟通儒学也不过是掌握了对方的家底，要想不被中国一流的学者小视，就得拿出自家的学问。
第三章
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是一位学貫中西,文学, 数学一流的全才
自鸣钟、三棱镜、地球仪、日晷等制作，既是利玛窦用来馈赠士人的佳礼，也代表了15世纪西方机械、物理、天文、地理诸学科的成就。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显然是一位全才。他用自制的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解说天象，描绘日月之食，证明地球为圆形。在肇庆时，他就自绘了万国舆图，用它展示世界之大，中国只占其中的几分之一；后来在北京，又奉命为万历皇帝绘制了更详明的《坤舆万国全图》。他不能算是一个造诣高深的数学家，但他早年所受的数学训练以及笔算方法已足以让徐光启、李之藻等高士服膺，并与他们合作，译撰成功《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此外，善于形上思维和逻辑推理也为利玛窦赢得了声誉。中国古代哲学虽也含有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萌芽，但未能发展成专门的学科，在中国的学校里也从不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当利玛窦运用自己的所学与中国士人辩争的时候，在思维方法、论理逻辑上便占了上风。
和马可.波罗的走马观花不同，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熟谙中文，结交广泛，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民情认识和了解比马可.波罗深入的多，其记述更真实，更据参考价值。其中的很多看法知道今天仍值得深思。
作为十六世纪的西方人，利玛窦对中国的幅员广阔和物产丰富印象深刻，“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时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 对于中国的丰饶，利玛窦认为“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须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还有大量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以那个时代西方人而言，这说法虽有些溢美，但也并不算太夸张。
令西方人大为羡慕的地大物博的背后，利玛窦同时察觉到，“他们的国家版图很大，边界辽远，而且他们对海外世界全无了解，以致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部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
而这正造成中国历代来的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玛窦同时代的一些西方人曾经认定中国是一个罗马式的帝国，对此利玛窦作了澄清，“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帝和人民却从未想道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州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达数千年之久……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地大物博还有另一个致命伤，就是对外来人士和外来学说的排斥和抵触。“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今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毋庸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利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
因此，“ 中国人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国境内自由居住，如果他还打算离开或者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话。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不允许外国人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腹地……这种习惯是许多世代以来对外国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他们不仅对住在海外或距离遥远的人以及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怀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异国人，甚至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人，例如沿用中国法律的邻邦朝鲜人。我在这里居留的整个期间，从未在中国看到过一个朝鲜人，除了有一个妇女．她是一个解放了的奴隶，是一位中国将领在朝鲜居住多年后带回来的。”
反过来，“当有必要派人出国时，即使给予适当的证书和委任状，也很难找到愿意接受这项任务的人。当这位使节出发时．他全家都痛哭惜别．就好像他是去送死一样。然而，他回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一般都要受奖。”
这种极度自大和排斥是很容易走向反面的。或许这因为如此，中国人才会如此地顽固守旧，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目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通过自己切身的送礼经历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得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他们（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第七章
《利马窦书信集》
翻译 罗渔
光启出版社 民国75.6[1986.6]
丛书:
利玛窦全集 ; 3
出版地:
台北
《四、利氏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书——一五八四年九月撰于肇庆》
p47
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类及其他东西制成的衣服，也是我们一般所没有的，他们用高粱与米酿成的各种酒类；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买五毛钱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不习于喝水。
p48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无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样，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着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着广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个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广东的情形是如此。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个无比大的城市。
……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
……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宝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园，他们视自己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晋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样。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
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正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p51……可以参与北京内阁的大官称为‘阁老’，其权之大如皇帝一样，他们的权威似乎比皇帝还要大。……
只有一种金属铜币——制钱，其余全是光亮的银子，全中国都有，无论再穷的人家都有一些，他们不作别的美梦，也不希望别的东西，只希望有银子。他们不知道利用金和银去做善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人生高尚的目的——那就是爱天主及救自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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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来告诉我们金银的产地，并给我说，要设法争取那里的银矿，可以获利很多，并想与我们组成公司，这样我们就会致富了。这种银子贪求欲，迫使他们用尽方法去经商，设法去赚钱；因此由于人工和天然财富的增多，就变成很富有了。阁下了解得很清楚，每年自印度、葡萄牙以及日本，进口多少银子，常是一船船装运回去，来澳门的船，也是要去中国的，还有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全都汇集到广东，那是中国的一省。……另外，中国幅员广大，在它的内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了，因此，出现的是，那里的河流常常是航运频繁，船只如林。我向阁下供认，我要叙述的事，若不是我亲眼见过，无法使人置信：一路港口连续，若是去广东，再去别的市场，连里斯本及威尼斯二大港口都没有如此大的装运吞吐量，在这里，一言以蔽之，可以买到任何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些邻国如日本、交趾支那、暹罗、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及其他无不来中国贸易
p52-53
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得知，……他们也用它作各种学问，例如医学、一般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等；真是聪明博学，他们计算出的日、月蚀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的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还有在算学上，以及在一切艺术和机械学上，真令人惊奇，这些人从没有和欧洲交往过，却全用自己的经验而获得如此成就，一如我们与全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的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这本性的智慧上，再从我门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话，我看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
第八章 中国的道德哲学, 官僚政治, 宗教习俗.
对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利玛窦以西方的实证观点看来，“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利玛窦在指出了中国在天文学、几何学等近代科学方面的不足和混乱的同时，他也非常明白缘由，“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者，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这种礼仪却相当形式化。尽管利玛窦久居中国，传教也以上层为主攻方向，和京城的很多王公贵族和知名知识分子都有交往，熟悉中国人的礼节，但他以西方人的思维仍旧认为，“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抛弃这种外在的表现？”
中国的君主政体在利玛窦眼中则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至于文官，也就是利玛窦称为所谓“哲学家”的选拔制度——科举制，他也很不以为然，“在欧洲人看来．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有点无效的方法。所有考试中……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对官僚政治，利玛窦看得也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严厉，但被大臣们非法处死的似乎和合法处决的人数是同样地多；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
这因为这种对权力的纵容和滥用，造成了“大臣们作威作福”。
对于平时中国王朝庞大的军备利玛窦评价也不高，“担任警卫的士兵总要受到别的哨兵的监视，怕他们可能企图造反或者造成骚动。由于同一原因，指挥官从来不许统率大军。整个军队置于哲人参议院的管辖之下，由这个机构发放薪俸以及军事装备。为了确保他们个人的忠诚，士兵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生计都有赖于上级军官以外的领导。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于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军事是文官的事情。“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军队的官兵部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利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帝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
或许这就是历代以来中国始终是军事并不是很强的原因，除外还造成了尚武精神的丧失。“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
对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的关注点和中国人有所不同，通常是为国人习以为常的陋习，不仅当时有的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利玛窦看来则是严重的社会痢疾乃至罪恶。
比如仆役女裨，利玛窦视之为变相奴隶制。“全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这种奴隶不是战争中俘获或从国外带回来的，而是就生在这个国家里，甚至就生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或乡村里。”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贫，他们是怕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凶狠的奴隶主。”“他们为这种骇人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法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是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再有就是自杀，“另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比前述的那种更为野蛮。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儒怯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往往为了很小的事而自杀。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死了他们的儿子，官吏是要严加判处的，这时被控的人别无他法摆脱困境，常常只好自杀了事。”
作为宗教人士，利玛窦当然相当重视中国的宗教习俗。经对儒释道三教的具体考察，利玛窦得出的结论是：“三大教实际已合为一套信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当然，由于这样的评价，他们就把自己和别人引入了令人无所适从的错误境地，竞相信谈论宗教问题方式越不同，对公众就越有好处。实际上，他们最终所得到的东西与他们所预期的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安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无神论。”
信仰缺失的结果是，让迷信大行其道。“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先生。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即都是骗子。他们的业务就是收一定的费来空口许愿说以后的运气好。他们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时还有一些行迹可疑的妇女……而且他们为数众多，以至可以说是构成为一种普遍的祸害。事实上，这个令人厌恶的阶级在各大城市甚至在宫廷里都是名副其实的害人虫。他们的生活手段就是这样。其中有不少的人能维持一大家人阔绰的生活，有时还能积累可观的财富。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帝本人都不能例外。”
虔诚可能是一种蒙昧，但也是一种强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或仅仅宁信其有的心理，本质是一种基于现实功利的虚伪。利玛窦对此的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虽然从表面看来，“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但是可以十分肯定，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惟一根据便是他们认为，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
”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材彻 利玛窦的成長和求学时期
1552年10月 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边境地区的马切拉塔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乔瓦尼·巴蒂斯塔·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一位药剂师，母亲名乔瓦娜·安焦莱莉(Gionanna Angilelli)，其祖上是卡斯特尔维基奥的侯爵。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进入罗马奎里纳尔的圣安德烈备修院，学习神学与自然哲学。在这期间他向著名的克拉维斯学习了几何学、算术与天文历法。
在罗马时期，利玛窦涉猎历史、研究数学。在葡萄牙，他遇上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如果将利玛窦到达澳门后才开始学习的汉语不计在内，那么他在进入中国前，学识已经遍及神学、哲学、数学、历史、天文学，以及钟表、机械、印刷等实用手工艺领域。如此广播的知识，使他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具有了其他传教士无可企及的优势。
1578年3月29日，利玛窦离开葡萄牙，从海路前往印度，9月13日抵达果阿。1582年8月，利玛窦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他前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还有圣·方济各·沙勿略、马莱多（又名巴莱笃）、培莱思、黎伯腊、黎耶腊、加奈罗爵、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等。
到达澳门后，利玛窦开始随罗明坚学习中文。在1583年给他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弗纳里（Martino de Fornari）的信中，利玛窦表现出对中文的强烈兴趣，他介绍了中文的基本情况，并且说中文对他而言不算困难。同年，利玛窦到肇庆定居。1584年中期，他开始做一些布道工作，也随时听听忏悔。同年10月，他能够不用翻译自己讲汉语了，并且感到能相当好地读写中文了。1585年11月，他已进步到可以流利地讲汉语了，而且声称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几乎能读任何东西。
第一章
这位客人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Ricci1552—1610）。早在1583年，利玛窦已自澳门入居广东肇庆，以后十余年先后至韶州、南昌等地传教。1595年他初次把晋京的企图付诸行动，随兵部侍郎石星从南昌出发，水陆兼行，于5月末抵达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但他未能获准继续前行，且无法定居南京，遂于半月后返回江西。三年后他再度尝试北上，先到南京，搭官船、走运河，在1598年9月上旬抵靠通州。通州也即今天的通县，要按现在的区划，跨进北京东郊的这个县也就是到了北京。然而在当时，京城对于利玛窦仍是那么遥远，因未获得入京许可，他不得不退返南方。不过，这次他得以在南京安定下来，成为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座上客，在其府邸度过1599年的元宵节，并与叶向高、李贽等名士结交。
一年后，利玛窦第三次筹划北上，用他自己在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是要“攻打”北京。1600年7月下旬，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携仆数人抵达天津，等候入京诏令。在苦等了半年之后，他们终于接到晋京的圣旨，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北京，先是下榻南城外一名太监家中，后移至专供外国使者居住的四夷馆。
在新世纪之初到达北京，对利玛窦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兆头。但事情本身纯属巧合。据说是因为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清单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而一见到自鸣钟，皇帝就着了迷。哪个时辰钟未敲点，或停下不走，便要利玛窦飞马赶来。西洋的工艺技术让宫廷上下赞叹不已。没有人会相信，如此精巧的制作是出自一个化外的蛮邦。利玛窦的命运似乎就这样由自鸣钟决定了下来：他被特许迁出四夷馆，在宣武门附近租住民房，并且每月可获一笔官银；皇帝不想放他走，负责管理自鸣钟的官员也不希望他离开京城。“攻打”北京的第一役，看来是成功的。虽然他最终未能攻下万历皇帝这座顽垒，甚至从未有机会与这位神秘的君主晤面，但以后的十年，他得以安居北京，享受着传教的自由，直到1610年5月11日病逝，赐葬于阜成门外二里沟。
第二章
儒服华语，学术传教
利玛窦不是最早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马可·波罗来华（1271）前后，蒙古、中国一带已可见到罗马特遣教士的零星足迹。至16世纪，罗马教廷在东印度果阿、马六甲等地构筑了据点，从那里进一步向远东渗透。就在利玛窦出生的那一年，留居日本数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沙勿略搭乘本国商船向中国进发，行至广东近海，几经努力而未获登陆许可，赍恨病卒于上川岛（今属广东）。1580 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终于实现了沙勿略的遗愿，获准由澳门入居肇庆，并建立起会所，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位耶稣会士。不久利玛窦等新人陆续登陆，实力有增，便开始酝酿北扩。
这些传教士都是绝顶聪慧的人物。他们一方面以礼品铺路，另一方面操华语、习汉字、着儒装，以求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本人不但通晓中文，而且熟读五经，善借儒家学说讲解基督教义。在他看来，儒教与基督教可以相互包容，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即充盈的心灵，完美的伦理，高度的智慧。许多士大夫为利玛窦的学识和辩才折服，争相拜访、宴请这位泰西大儒。过去形容一个中国学者的本事，常用“过目成诵、倒背如流”之类夸张的说法，现在人们却在利玛窦身上真的看到了这种本领。还在南昌时，利玛窦就向士大夫们当场演示过他的记忆术。他让人随意写一堆汉字，只看一遍就能背出；更奇的是，他可以从尾至头马上再背一回。中国的科举考试相当程度上是考记性，所以凡是见过利玛窦表演的读书人，从此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应江西总督陆万垓的请求，撰写了一本叫《西国记法》的小书，介绍他的那种局部记忆法。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迎合士人，其实他自己对这类技巧并不看重。他深知，这类东西只能引发一时的兴趣，而熟通儒学也不过是掌握了对方的家底，要想不被中国一流的学者小视，就得拿出自家的学问。
第三章
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是一位学貫中西,文学, 数学一流的全才
自鸣钟、三棱镜、地球仪、日晷等制作，既是利玛窦用来馈赠士人的佳礼，也代表了15世纪西方机械、物理、天文、地理诸学科的成就。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显然是一位全才。他用自制的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解说天象，描绘日月之食，证明地球为圆形。在肇庆时，他就自绘了万国舆图，用它展示世界之大，中国只占其中的几分之一；后来在北京，又奉命为万历皇帝绘制了更详明的《坤舆万国全图》。他不能算是一个造诣高深的数学家，但他早年所受的数学训练以及笔算方法已足以让徐光启、李之藻等高士服膺，并与他们合作，译撰成功《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此外，善于形上思维和逻辑推理也为利玛窦赢得了声誉。中国古代哲学虽也含有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萌芽，但未能发展成专门的学科，在中国的学校里也从不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当利玛窦运用自己的所学与中国士人辩争的时候，在思维方法、论理逻辑上便占了上风。
和马可.波罗的走马观花不同，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熟谙中文，结交广泛，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民情认识和了解比马可.波罗深入的多，其记述更真实，更据参考价值。其中的很多看法知道今天仍值得深思。
作为十六世纪的西方人，利玛窦对中国的幅员广阔和物产丰富印象深刻，“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时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 对于中国的丰饶，利玛窦认为“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须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还有大量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以那个时代西方人而言，这说法虽有些溢美，但也并不算太夸张。
令西方人大为羡慕的地大物博的背后，利玛窦同时察觉到，“他们的国家版图很大，边界辽远，而且他们对海外世界全无了解，以致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部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
而这正造成中国历代来的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玛窦同时代的一些西方人曾经认定中国是一个罗马式的帝国，对此利玛窦作了澄清，“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帝和人民却从未想道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州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达数千年之久……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地大物博还有另一个致命伤，就是对外来人士和外来学说的排斥和抵触。“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今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毋庸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利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
因此，“ 中国人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国境内自由居住，如果他还打算离开或者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话。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不允许外国人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腹地……这种习惯是许多世代以来对外国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他们不仅对住在海外或距离遥远的人以及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怀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异国人，甚至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人，例如沿用中国法律的邻邦朝鲜人。我在这里居留的整个期间，从未在中国看到过一个朝鲜人，除了有一个妇女．她是一个解放了的奴隶，是一位中国将领在朝鲜居住多年后带回来的。”
反过来，“当有必要派人出国时，即使给予适当的证书和委任状，也很难找到愿意接受这项任务的人。当这位使节出发时．他全家都痛哭惜别．就好像他是去送死一样。然而，他回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一般都要受奖。”
这种极度自大和排斥是很容易走向反面的。或许这因为如此，中国人才会如此地顽固守旧，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目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通过自己切身的送礼经历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得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他们（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第七章
《利马窦书信集》
翻译 罗渔
光启出版社 民国75.6[1986.6]
丛书:
利玛窦全集 ; 3
出版地:
台北
《四、利氏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书——一五八四年九月撰于肇庆》
p47
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类及其他东西制成的衣服，也是我们一般所没有的，他们用高粱与米酿成的各种酒类；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买五毛钱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不习于喝水。
p48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无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样，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着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着广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个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广东的情形是如此。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个无比大的城市。
……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
……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宝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园，他们视自己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晋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样。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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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正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p51……可以参与北京内阁的大官称为‘阁老’，其权之大如皇帝一样，他们的权威似乎比皇帝还要大。……
只有一种金属铜币——制钱，其余全是光亮的银子，全中国都有，无论再穷的人家都有一些，他们不作别的美梦，也不希望别的东西，只希望有银子。他们不知道利用金和银去做善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人生高尚的目的——那就是爱天主及救自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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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来告诉我们金银的产地，并给我说，要设法争取那里的银矿，可以获利很多，并想与我们组成公司，这样我们就会致富了。这种银子贪求欲，迫使他们用尽方法去经商，设法去赚钱；因此由于人工和天然财富的增多，就变成很富有了。阁下了解得很清楚，每年自印度、葡萄牙以及日本，进口多少银子，常是一船船装运回去，来澳门的船，也是要去中国的，还有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全都汇集到广东，那是中国的一省。……另外，中国幅员广大，在它的内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了，因此，出现的是，那里的河流常常是航运频繁，船只如林。我向阁下供认，我要叙述的事，若不是我亲眼见过，无法使人置信：一路港口连续，若是去广东，再去别的市场，连里斯本及威尼斯二大港口都没有如此大的装运吞吐量，在这里，一言以蔽之，可以买到任何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些邻国如日本、交趾支那、暹罗、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及其他无不来中国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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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得知，……他们也用它作各种学问，例如医学、一般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等；真是聪明博学，他们计算出的日、月蚀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的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还有在算学上，以及在一切艺术和机械学上，真令人惊奇，这些人从没有和欧洲交往过，却全用自己的经验而获得如此成就，一如我们与全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的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这本性的智慧上，再从我门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话，我看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
第八章 中国的道德哲学, 官僚政治, 宗教习俗.
对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利玛窦以西方的实证观点看来，“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利玛窦在指出了中国在天文学、几何学等近代科学方面的不足和混乱的同时，他也非常明白缘由，“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者，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这种礼仪却相当形式化。尽管利玛窦久居中国，传教也以上层为主攻方向，和京城的很多王公贵族和知名知识分子都有交往，熟悉中国人的礼节，但他以西方人的思维仍旧认为，“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抛弃这种外在的表现？”
中国的君主政体在利玛窦眼中则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至于文官，也就是利玛窦称为所谓“哲学家”的选拔制度——科举制，他也很不以为然，“在欧洲人看来．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有点无效的方法。所有考试中……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对官僚政治，利玛窦看得也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严厉，但被大臣们非法处死的似乎和合法处决的人数是同样地多；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
这因为这种对权力的纵容和滥用，造成了“大臣们作威作福”。
对于平时中国王朝庞大的军备利玛窦评价也不高，“担任警卫的士兵总要受到别的哨兵的监视，怕他们可能企图造反或者造成骚动。由于同一原因，指挥官从来不许统率大军。整个军队置于哲人参议院的管辖之下，由这个机构发放薪俸以及军事装备。为了确保他们个人的忠诚，士兵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生计都有赖于上级军官以外的领导。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于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军事是文官的事情。“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军队的官兵部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利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帝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
或许这就是历代以来中国始终是军事并不是很强的原因，除外还造成了尚武精神的丧失。“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
对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的关注点和中国人有所不同，通常是为国人习以为常的陋习，不仅当时有的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利玛窦看来则是严重的社会痢疾乃至罪恶。
比如仆役女裨，利玛窦视之为变相奴隶制。“全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这种奴隶不是战争中俘获或从国外带回来的，而是就生在这个国家里，甚至就生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或乡村里。”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贫，他们是怕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凶狠的奴隶主。”“他们为这种骇人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法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是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再有就是自杀，“另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比前述的那种更为野蛮。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儒怯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往往为了很小的事而自杀。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死了他们的儿子，官吏是要严加判处的，这时被控的人别无他法摆脱困境，常常只好自杀了事。”
作为宗教人士，利玛窦当然相当重视中国的宗教习俗。经对儒释道三教的具体考察，利玛窦得出的结论是：“三大教实际已合为一套信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当然，由于这样的评价，他们就把自己和别人引入了令人无所适从的错误境地，竞相信谈论宗教问题方式越不同，对公众就越有好处。实际上，他们最终所得到的东西与他们所预期的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安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无神论。”
信仰缺失的结果是，让迷信大行其道。“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先生。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即都是骗子。他们的业务就是收一定的费来空口许愿说以后的运气好。他们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时还有一些行迹可疑的妇女……而且他们为数众多，以至可以说是构成为一种普遍的祸害。事实上，这个令人厌恶的阶级在各大城市甚至在宫廷里都是名副其实的害人虫。他们的生活手段就是这样。其中有不少的人能维持一大家人阔绰的生活，有时还能积累可观的财富。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帝本人都不能例外。”
虔诚可能是一种蒙昧，但也是一种强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或仅仅宁信其有的心理，本质是一种基于现实功利的虚伪。利玛窦对此的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虽然从表面看来，“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但是可以十分肯定，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惟一根据便是他们认为，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
”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材彻 利玛窦的成長和求学时期
1552年10月 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边境地区的马切拉塔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乔瓦尼·巴蒂斯塔·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一位药剂师，母亲名乔瓦娜·安焦莱莉(Gionanna Angilelli)，其祖上是卡斯特尔维基奥的侯爵。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进入罗马奎里纳尔的圣安德烈备修院，学习神学与自然哲学。在这期间他向著名的克拉维斯学习了几何学、算术与天文历法。
在罗马时期，利玛窦涉猎历史、研究数学。在葡萄牙，他遇上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如果将利玛窦到达澳门后才开始学习的汉语不计在内，那么他在进入中国前，学识已经遍及神学、哲学、数学、历史、天文学，以及钟表、机械、印刷等实用手工艺领域。如此广播的知识，使他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具有了其他传教士无可企及的优势。
1578年3月29日，利玛窦离开葡萄牙，从海路前往印度，9月13日抵达果阿。1582年8月，利玛窦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他前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还有圣·方济各·沙勿略、马莱多（又名巴莱笃）、培莱思、黎伯腊、黎耶腊、加奈罗爵、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等。
到达澳门后，利玛窦开始随罗明坚学习中文。在1583年给他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弗纳里（Martino de Fornari）的信中，利玛窦表现出对中文的强烈兴趣，他介绍了中文的基本情况，并且说中文对他而言不算困难。同年，利玛窦到肇庆定居。1584年中期，他开始做一些布道工作，也随时听听忏悔。同年10月，他能够不用翻译自己讲汉语了，并且感到能相当好地读写中文了。1585年11月，他已进步到可以流利地讲汉语了，而且声称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几乎能读任何东西。
2008年8月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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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村 来源：xiaocu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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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7日 星期四
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一道闪电
晚明的士大夫主张民本主义，要求天下为公
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为公、不以一己之私来掩天下。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坚持己见，认定立太子是事关天下的大事，要争国本，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迫使万历皇帝改变初衷。
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上奏万历皇帝时，这样写道：“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东林党主张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为公”。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 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龙《高子遗书》)。万历二十一年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 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知县樊玉衡上疏 ：“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要求延期册立太子，首辅沈一贯竟然将皇帝的圣喻奉还。 万历皇帝为废立太子一事前后和群臣争执了40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协，万历皇帝只好认输。
（读了万历三大案特别是东宫之争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史界把满清和明皇帝作对比，这点是不公平的，从万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权制度和指导思想和满清根本不同。明代主要是内阁制，文官制，而满清则是极端的君主专制，皇帝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万历年间还有 封建社会奇怪的现象，大臣以大骂皇帝为荣，详见《万历年间骂皇帝》
万历年间有关册立太子发生了三次离奇的案件，俗称“万历三大案”。
以《妖书案》为例，开始的确有人用《闺范图》，篹给为《闺范图说跋》，明里暗里诽谤郑贵妃，说她企图改立太子， 但是万历仅仅处分了两名官吏，还说不必深办，这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甚至可能被投入大狱。而在满清简直不可想象。
妖书再发，是万历三十一年，有人用洒传单的形式，大骂郑贵妃和万历试图改立太子事，上次没有追究，这次变本加厉。并且假托阁臣朱庚。十分卑劣。
这类事情极端蔑视了皇家威严，但是三大案万历皇帝一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决办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两代皇室作风大不一样。
明末“民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传统，也成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才有崇祯皇帝多次发“罪己诏”，在下的诏书中有“天下为公”。（倪元璐在奏疏中，引用崇祯的圣旨有：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
在明亡后，明末思想家对君权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末是“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最后一个也是最高的一次高潮。 知先行后，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去指导实践。 黄宗羲的民本主义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考察了明末政治的现状作的总结。晚明皇帝的权利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皇帝的无限制的享乐、为所欲为也受到了限制。万 历时期“争国本”以大臣们胜利告终，滥骂皇帝不受严惩。由此必然让人对于君权神圣产生怀疑和动摇。自然联想到君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自古以来君权是否就应 该是至高无上的。黄宗羲引古代三代的例子就是在为君权正名、正名分。按三代的标准，现在的皇帝仍然远远达不到标准。
结社干预朝政
复社人称小东林：张溥等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参与政治，还把当朝首辅薛国观赶跑了。
《复社姓氏录》有2025人。凡是东林的后裔支持复社，凡是逆党的后裔反对复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陈定生。
结社在明末成了风气，文有文社，诗社。大江南北到处结社。士女们也要结社。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动辄千人。当清兵南下时，这群士子由诗酒之逸情，一变为杀敌灭仇的壮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为国牺牲了性命。
结社分三个时期 1、嘉靖道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社集的萌芽时期。
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
3 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
见《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考》
明末实现了舆论自由，明末统治者受制于舆情
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 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废立太子被迫放弃，矿监等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发，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这种事在清代是不可想象的， 肯定又是一场大文字狱。到南明时大权就直接转到大臣手上。
大臣们尤其是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击，只好向皇帝递交辞呈。当时的复社就能赶跑首辅薛国观。明朝的舆情来自官方和民间，特别 是复社等民间组织势力很大，上通朝臣下达百姓。俨然以在野党自居。明代舆论的方式主要还不在于集会，当时利玛窦神父就发现中国人喜欢读书，一本印刷品远远 比布道授课作用大。
而且这类小册子流传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很快就能形成舆情。可见当时的印刷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为社会新思想传播提供条件，这是启蒙时代的特点。
西方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出现不会是梦想。资产阶级壮大了自然能影响舆情。之后的改良也并非不可能。
这类事情在满清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满清皇帝眼里，天下除了奴隶就是奴才。谁敢管我家的私事。
满清入关由于民族压迫，在君臣关系上把君主抬高到极端。雍正在《大义觉迷录》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 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 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很明 显满清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 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这里雍正还歪曲了“大一统”观念，把“大一统”扭曲成“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 我大清的恩惠，你们只要活着就要感恩带德。”。
雍正自己写的对联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当满清的“薙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的上奏，对“薙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是“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 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薙发令”，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野蛮的“薙发令”，和他们落后的奴隶主思想不无关系。他们要的是奴才和奴隶而不 是要人。
顾炎武说“古人讲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薙发令”强制执行终于使中国人恍然大悟，这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啊，这不仅仅是民族压迫而是社会大倒退啊。我们不是在保大明而是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权的，已经投降的，纷纷揭竿而起。外国传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勇敢。
可见某些人把为明朝抵抗满清而战斗的英雄比作为朱明王朝殉葬是多么的无知和卑劣。
一道闪电
晚明的士大夫主张民本主义，要求天下为公
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为公、不以一己之私来掩天下。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坚持己见，认定立太子是事关天下的大事，要争国本，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迫使万历皇帝改变初衷。
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上奏万历皇帝时，这样写道：“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东林党主张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为公”。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 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龙《高子遗书》)。万历二十一年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 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知县樊玉衡上疏 ：“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要求延期册立太子，首辅沈一贯竟然将皇帝的圣喻奉还。 万历皇帝为废立太子一事前后和群臣争执了40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协，万历皇帝只好认输。
（读了万历三大案特别是东宫之争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史界把满清和明皇帝作对比，这点是不公平的，从万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权制度和指导思想和满清根本不同。明代主要是内阁制，文官制，而满清则是极端的君主专制，皇帝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万历年间还有 封建社会奇怪的现象，大臣以大骂皇帝为荣，详见《万历年间骂皇帝》
万历年间有关册立太子发生了三次离奇的案件，俗称“万历三大案”。
以《妖书案》为例，开始的确有人用《闺范图》，篹给为《闺范图说跋》，明里暗里诽谤郑贵妃，说她企图改立太子， 但是万历仅仅处分了两名官吏，还说不必深办，这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甚至可能被投入大狱。而在满清简直不可想象。
妖书再发，是万历三十一年，有人用洒传单的形式，大骂郑贵妃和万历试图改立太子事，上次没有追究，这次变本加厉。并且假托阁臣朱庚。十分卑劣。
这类事情极端蔑视了皇家威严，但是三大案万历皇帝一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决办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两代皇室作风大不一样。
明末“民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传统，也成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才有崇祯皇帝多次发“罪己诏”，在下的诏书中有“天下为公”。（倪元璐在奏疏中，引用崇祯的圣旨有：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
在明亡后，明末思想家对君权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末是“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最后一个也是最高的一次高潮。 知先行后，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去指导实践。 黄宗羲的民本主义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考察了明末政治的现状作的总结。晚明皇帝的权利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皇帝的无限制的享乐、为所欲为也受到了限制。万 历时期“争国本”以大臣们胜利告终，滥骂皇帝不受严惩。由此必然让人对于君权神圣产生怀疑和动摇。自然联想到君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自古以来君权是否就应 该是至高无上的。黄宗羲引古代三代的例子就是在为君权正名、正名分。按三代的标准，现在的皇帝仍然远远达不到标准。
结社干预朝政
复社人称小东林：张溥等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参与政治，还把当朝首辅薛国观赶跑了。
《复社姓氏录》有2025人。凡是东林的后裔支持复社，凡是逆党的后裔反对复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陈定生。
结社在明末成了风气，文有文社，诗社。大江南北到处结社。士女们也要结社。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动辄千人。当清兵南下时，这群士子由诗酒之逸情，一变为杀敌灭仇的壮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为国牺牲了性命。
结社分三个时期 1、嘉靖道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社集的萌芽时期。
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
3 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
见《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考》
明末实现了舆论自由，明末统治者受制于舆情
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 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废立太子被迫放弃，矿监等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发，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这种事在清代是不可想象的， 肯定又是一场大文字狱。到南明时大权就直接转到大臣手上。
大臣们尤其是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击，只好向皇帝递交辞呈。当时的复社就能赶跑首辅薛国观。明朝的舆情来自官方和民间，特别 是复社等民间组织势力很大，上通朝臣下达百姓。俨然以在野党自居。明代舆论的方式主要还不在于集会，当时利玛窦神父就发现中国人喜欢读书，一本印刷品远远 比布道授课作用大。
而且这类小册子流传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很快就能形成舆情。可见当时的印刷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为社会新思想传播提供条件，这是启蒙时代的特点。
西方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出现不会是梦想。资产阶级壮大了自然能影响舆情。之后的改良也并非不可能。
这类事情在满清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满清皇帝眼里，天下除了奴隶就是奴才。谁敢管我家的私事。
满清入关由于民族压迫，在君臣关系上把君主抬高到极端。雍正在《大义觉迷录》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 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 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很明 显满清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 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这里雍正还歪曲了“大一统”观念，把“大一统”扭曲成“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 我大清的恩惠，你们只要活着就要感恩带德。”。
雍正自己写的对联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当满清的“薙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的上奏，对“薙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是“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 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薙发令”，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野蛮的“薙发令”，和他们落后的奴隶主思想不无关系。他们要的是奴才和奴隶而不 是要人。
顾炎武说“古人讲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薙发令”强制执行终于使中国人恍然大悟，这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啊，这不仅仅是民族压迫而是社会大倒退啊。我们不是在保大明而是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权的，已经投降的，纷纷揭竿而起。外国传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勇敢。
可见某些人把为明朝抵抗满清而战斗的英雄比作为朱明王朝殉葬是多么的无知和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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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七）
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七）
明清两朝修史的精神相去岂止天壤之别 ！
明朝也有官方修的《实录》，记了这麽一件事，嘉靖皇帝与皇后对坐闲谈，有妃子进来献茶，嘉靖皇帝当场就把妃子拉过来暧昧， 皇后当然吃醋，谁知嘉靖皇帝当时大怒，把这个皇后吓得堕胎。这些宫闱丑事都被明朝史家一一记录下来。 更有唐朝时候，史官记录下皇帝的一言一行，皇帝都没权利看到 ，有次李世民好奇想看一下在别人的眼中把他是怎么描绘的，也被拒绝了。
而清朝官方修的《实录》里面包装 清朝的康熙皇帝几乎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满足了满清统治者的需要，记载他“勇武无敌，出去打猎 ，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文质彬彬的鸿儒，博古通今，堪为一代宗师”。完全就是文成武德，简直圣 明完美得到了极点。 他的孙子乾隆皇帝更厚颜无耻的称自已是"十全人"。
清朝，一个残暴、专制达到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在这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人都被杀光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 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起来。在沉重的黑幕下，文字狱的酷烈，有多少无边的血泪史被无情地埋没了呢 ！这个朝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就是捏造篡改历史的本领前无古人，竟然在百年之后还能 让后人们心甘情愿的相信这个如此黑暗邪恶的时代是前代不可企及的“盛世”，这个如此黑暗邪恶时代的统治者都是些“好皇帝”。清朝皇帝如有知，当由衷叹服自 己果然伟大圣明。
明朝其实亡得很冤枉ZT (原因错综复杂,本文只涉及天灾疫病)
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根据有 的学者的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 土地，生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 证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这个时期，北欧气候非常寒冷。人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
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 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 崇祯年间的农民大起YI就不足为奇了。
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随时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 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 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 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 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 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 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 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 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 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 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 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 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 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 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因此清兵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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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修史的精神相去岂止天壤之别 ！
明朝也有官方修的《实录》，记了这麽一件事，嘉靖皇帝与皇后对坐闲谈，有妃子进来献茶，嘉靖皇帝当场就把妃子拉过来暧昧， 皇后当然吃醋，谁知嘉靖皇帝当时大怒，把这个皇后吓得堕胎。这些宫闱丑事都被明朝史家一一记录下来。 更有唐朝时候，史官记录下皇帝的一言一行，皇帝都没权利看到 ，有次李世民好奇想看一下在别人的眼中把他是怎么描绘的，也被拒绝了。
而清朝官方修的《实录》里面包装 清朝的康熙皇帝几乎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满足了满清统治者的需要，记载他“勇武无敌，出去打猎 ，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文质彬彬的鸿儒，博古通今，堪为一代宗师”。完全就是文成武德，简直圣 明完美得到了极点。 他的孙子乾隆皇帝更厚颜无耻的称自已是"十全人"。
清朝，一个残暴、专制达到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在这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人都被杀光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 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起来。在沉重的黑幕下，文字狱的酷烈，有多少无边的血泪史被无情地埋没了呢 ！这个朝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就是捏造篡改历史的本领前无古人，竟然在百年之后还能 让后人们心甘情愿的相信这个如此黑暗邪恶的时代是前代不可企及的“盛世”，这个如此黑暗邪恶时代的统治者都是些“好皇帝”。清朝皇帝如有知，当由衷叹服自 己果然伟大圣明。
明朝其实亡得很冤枉ZT (原因错综复杂,本文只涉及天灾疫病)
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根据有 的学者的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 土地，生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 证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这个时期，北欧气候非常寒冷。人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
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 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 崇祯年间的农民大起YI就不足为奇了。
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随时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 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 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 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 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 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 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 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 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 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 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 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 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 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 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因此清兵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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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六）
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六）
机械制造:
(1372年造碗口铳,口径11cm,上有铭文说明为水军装备.
1377年造手铳(小口径管形.)
14世纪著《火龙经》
14世纪末发明“神火飞鸦”
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的远洋船只"宝船",船长150余米,容千余人
1453年造铜火铳(滑膛式.)
1524年在北京铸造佛朗机炮
16世纪中叶发明“火龙出水”。箭头上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关于“火龙出水”，在明代后期出版的《武备志》、《火龙经》等兵书中都有记载，附图样。 )
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称之为“鸟嘴铳”。
1580年戚继光发明"自犯钢轮火"(其效类似地雷)
1598年赵士祯呈<神器谱>,记载铳器制作及使用方法(附图样)
1626年王钲编成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机械工程专著<新制诸器图说>
1637年宋应星撰成中国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
1642年南京出现遂发火枪。
附：
嘉靖年间，万户进行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成为现代载人飞行先驱，现在月球和火星均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 清朝对历史的全面篡改 』
满清统治者在伪造 篡改隐瞒历史事实方面是无所不用其极，历史上更为罕见。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一族全部被屠戳 。过了些年有个戴名世又忘记了，编了一本《南山集》，记录了一些比较真实的明朝史料。康熙知道后勃然大怒，就把戴名世也杀了。《南山集》里收录了方孝标留 下的一些明朝史料 ，方家的人也全部被流放黑龙江。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涉及明朝的不利清朝的文献全部被禁毁，查缴的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 部。
满清统治者禁毁关于明朝史实的任何记载几乎是全面的彻底的，数目数都数不过来，它们不让明朝的任何真实记录留下来，对一些它们认为可以丑化明朝的细节东西却全面的渲染，上纲上线，全面妖魔化明朝，企图彻底毁灭华夏民族对大明朝的热爱和纪念。
禁毁的太多，单选一个“明”字头的，这些书只有书名没有实物了，我们的历史上除了嬴政这么做过一次，历史汉唐宋元明从来没像满清这么登峰造极过。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 《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 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 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 《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 《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 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 《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 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 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 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 《明一统志》 《（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 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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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
(1372年造碗口铳,口径11cm,上有铭文说明为水军装备.
1377年造手铳(小口径管形.)
14世纪著《火龙经》
14世纪末发明“神火飞鸦”
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的远洋船只"宝船",船长150余米,容千余人
1453年造铜火铳(滑膛式.)
1524年在北京铸造佛朗机炮
16世纪中叶发明“火龙出水”。箭头上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关于“火龙出水”，在明代后期出版的《武备志》、《火龙经》等兵书中都有记载，附图样。 )
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称之为“鸟嘴铳”。
1580年戚继光发明"自犯钢轮火"(其效类似地雷)
1598年赵士祯呈<神器谱>,记载铳器制作及使用方法(附图样)
1626年王钲编成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机械工程专著<新制诸器图说>
1637年宋应星撰成中国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
1642年南京出现遂发火枪。
附：
嘉靖年间，万户进行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成为现代载人飞行先驱，现在月球和火星均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 清朝对历史的全面篡改 』
满清统治者在伪造 篡改隐瞒历史事实方面是无所不用其极，历史上更为罕见。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一族全部被屠戳 。过了些年有个戴名世又忘记了，编了一本《南山集》，记录了一些比较真实的明朝史料。康熙知道后勃然大怒，就把戴名世也杀了。《南山集》里收录了方孝标留 下的一些明朝史料 ，方家的人也全部被流放黑龙江。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涉及明朝的不利清朝的文献全部被禁毁，查缴的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 部。
满清统治者禁毁关于明朝史实的任何记载几乎是全面的彻底的，数目数都数不过来，它们不让明朝的任何真实记录留下来，对一些它们认为可以丑化明朝的细节东西却全面的渲染，上纲上线，全面妖魔化明朝，企图彻底毁灭华夏民族对大明朝的热爱和纪念。
禁毁的太多，单选一个“明”字头的，这些书只有书名没有实物了，我们的历史上除了嬴政这么做过一次，历史汉唐宋元明从来没像满清这么登峰造极过。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 《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 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 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 《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 《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 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 《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 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 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 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 《明一统志》 《（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 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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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五）
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五）
农学:
1376俞宗本著《种树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问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
1511年中国种植玉米 （有疑点，可能不正确）
1547年马一龙著《农说》(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种植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 )
1582年 藩薯传入中国
1596年 屠本畯（jun）著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沿海一带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主的二百多种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等。)
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杰（喻本亨）合著《元亨疗马集》(著名的兽医学著作，内容包括对马、牛和骆驼的治疗经验，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1617年赵蛹著<植品>(有关西红柿的种植技术等)
1628年徐光启撰<农政全书>
5 地理学:
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三十余国
1425年<郑和航海图>编成
1536年黄衷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编<筹海图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1589年出现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1640年徐宏祖著《徐霞客游记》正式成书
6 化学、冶炼及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凿成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
1596年<唐县志>记载以火爆法的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1637年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五金》中有关于密封加热冶炼"倭铅"（即锌）方法的记载。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西元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十八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煤则各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农学:
1376俞宗本著《种树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问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
1511年中国种植玉米 （有疑点，可能不正确）
1547年马一龙著《农说》(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种植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 )
1582年 藩薯传入中国
1596年 屠本畯（jun）著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沿海一带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主的二百多种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等。)
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杰（喻本亨）合著《元亨疗马集》(著名的兽医学著作，内容包括对马、牛和骆驼的治疗经验，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1617年赵蛹著<植品>(有关西红柿的种植技术等)
1628年徐光启撰<农政全书>
5 地理学:
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三十余国
1425年<郑和航海图>编成
1536年黄衷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编<筹海图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1589年出现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1640年徐宏祖著《徐霞客游记》正式成书
6 化学、冶炼及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凿成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
1596年<唐县志>记载以火爆法的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1637年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五金》中有关于密封加热冶炼"倭铅"（即锌）方法的记载。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西元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十八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煤则各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四）
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四）
很多不为熟知的明朝科学家
1 天文 气象:
西元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作者不详）载有一百三十二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欧洲到西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
1383年南京设京师观象台
1439年造浑天仪置北京(1900年被八国联军德国劫走.1921年要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442年北京设观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
1607年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刊行(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
1617年张燮著《东西洋考》记载海洋占候等的详细资料。
1634年正式安装我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祯历书》
2 数学 物理:
1450年吴敬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1584年朱载堉著《律吕精义》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统宗>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据西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声音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水波相类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 立存在的时空观。
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
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3 医学: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是医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我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
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
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
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
1640《景岳全书》64卷成书
1641年吴有性撰<瘟疫论>
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很多不为熟知的明朝科学家
1 天文 气象:
西元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作者不详）载有一百三十二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欧洲到西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
1383年南京设京师观象台
1439年造浑天仪置北京(1900年被八国联军德国劫走.1921年要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442年北京设观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
1607年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刊行(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
1617年张燮著《东西洋考》记载海洋占候等的详细资料。
1634年正式安装我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祯历书》
2 数学 物理:
1450年吴敬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1584年朱载堉著《律吕精义》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统宗>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据西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声音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水波相类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 立存在的时空观。
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
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3 医学: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是医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我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
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
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
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
1640《景岳全书》64卷成书
1641年吴有性撰<瘟疫论>
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三）
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三）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实现过民主的，大约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创的明朝,完备的舆论监督体制,多元化的思想,充分的言论自由，开放的心态，对平民政 治权利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在其他朝代是很难看见的，但在明朝却是司空见惯的.这样的条件才使得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哲学发展的黄 金时期
近日看了一本书《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记事》，这本书的作者颇昏，很多观点都谬误，大部分内容都不过是重复那些对明朝贬低攻击的陈腔滥调，见解陈腐粗劣。
不过这样一本书里也提供一些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作者虽然象怨妇一样对朱元璋贬低攻击（多是没有头脑的滥调），但也不得不因为这些事实而自打耳光，所以我把这本书里提到的相关内容做一下摘引和介绍（文字上，按照叙述的需要，略做改变）
“朱元璋有一个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政策：允许普通农民捉拿扰民官吏，严禁官吏下乡，这挑政策在当时确实得到相当坚决的贯彻和执行”
“在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三编》的《县官求免于民》中介绍了这样一件事情，在北平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河北省乐亭县的农民赵罕晨，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
“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敛派徭役’。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该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人民 幸福联系起来。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结果民怨沸腾之下，就发生了农民讲8个县机关负责人捆绑起来押送京师的事件
在走到离开县城四十里的地方，这位县委办公室主任——县主簿汪铎央求赵罕晨：‘我从十四岁开始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
结果他没有被饶过，还是被送到京师，朱元璋下令将其砍掉了脑袋 。还有另外一起类似的事件，同样是朱元璋通报全国加以表扬的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的《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向全国通报表彰了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3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朱元璋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赏了他钞票20锭（大约相当于今天1万多元人民币，免除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在这篇旷世罕见的奇文中，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 全家，此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问他”“最后朱元璋发自内心的感叹道‘其陈寿六岂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么？”
限于精力，对那本书中相关事实的摘录就到这里，个人以为，明代经济的繁荣，中后期，新思想新观念层出涌现，平民思想家的崛起，这和明朝开国时期朱元璋制定 的一系类政策和观念是有着密切，农业的重视导致日后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记得一本五十年代初版的《明代粮长制度》对这个事实作过分 析和论述），对普通农民平民生命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重视又为日后明代思想家提出的百姓日用就是道奠定了基础，把官僚放置在百姓普通农民的监督之夏，而皇帝本 身又受到文官的舆论监督，这又为日后明代思想家对君主专制本身否定性的思考，把皇帝看成和大臣完全平等的同事关系而非主仆关系奠定了基础!!!
附：“德威远服”的中国朝贡秩序VS西方殖民贸易比较 zt
28年昼夜星驰的行程，30多个陌生国度的停泊，9万里波澜壮阔的远航，七下西洋的郑和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600年斗转星移，许多细节都已隐没在历史之中，然而在沧海桑田的异国他乡，仍然能找到当年长驶远驾的郑三保的身影。如今，关于郑和的研究和纪念在世界掀起了波澜。
说到郑和的文化贡献，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支船队沿途撒下的文化种子，也会满怀敬意地说到，600年前的浩荡征帆是如何定格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丰碑的。然 而，在郑和云帆高张的航行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竭力张扬的中华民族关于文明交流和国际关系的独特判断，是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精髓和“礼”的精神境 界。
因此，人们回望600年前的那次伟大远航，并非为了追念一个人的壮举和一个时代的荣耀，更是怀想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历史传统，追忆在这个伟大的远航中不同文化相互走近的可贵姿态。
在郑和随带的永乐帝国书中，明确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面对周边国家的冲突动荡，强大的大明王朝想到的是 “和平使者”，而不是武力霸权。之所以派出“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的郑和率万人舟师，七下西洋，不仅是“示中国富强”，更是要传播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文 化理想，展示止戈为武的和平发展思路，宣讲“共享太平之福”的天朝理念。正是因为将远征的目的定为“宣德化而柔远人”，才能在“以德睦邻”、“厚往薄来” 的理念下，创造出一种“中外通和，万国来朝，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崭新外交局面。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和文化交融模式。对于一个强盛之国和强势文化而言，这样的姿态和作为，在以国家利益为准的现代解释中，很难被想象和理解，但穿越历史云烟，面对当今现实，却更令人觉得珍贵。
今天，当人们一次次为当年那次远航给沿途带去的和平与文明所震撼时，这些文明与友谊的种子，依然生生不息。郑和所到的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在深情地 纪念着郑和，中国文化的点滴遗存在经历六个甲子之后依然绽放着美丽。这一切，让“郑和下西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它所体现的中国睦邻友好、和平交往 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适相吻合，正是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寄托着中国人的回忆与荣光，也寄托着人们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想象与期望。 不同国家之间呼唤沟通合作，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尊重和对话，在世界多极化、国家冲突民族争端连续不断之时，在国际关系日益跌宕的新格局中，纪念郑和七下西 洋，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走向。它告诉我们，只要调整一下姿态，人类可以书写另一种世界史。
醉眼观史之愤青朱元璋---酒徒著
醉眼观史之愤青朱元璋---酒徒著
朱元璋这家伙是个愤青。
比起历史上人们公认的唐宗、宋祖，还有到处有人歌功颂德的康熙、乾隆，朱元璋这家伙头上的光环可弱了很多。甚至很多读书人不屑之， 鄙视之，称之一农民。
不过，朱愤青这个人做的事情和大多数皇帝不一样。醉眼观去，很多地方，还值得玩味。
这愤青所说的最愤的一句话，流传至今。贴切，生动，在酒徒醉眼中比很多专家、学者的经济学论文，对中华文明贡献都大。
这句话是他对一群即将履任的官员们说的，说这话时，大明王朝的贪官已经被他杀过一批又一批，因为他过于袒护小民，已经有“忠直”之臣事先劝告过了，问他，“老大，您不能老护着那些乡巴佬，您应该想想谁和您一块治理这个国家”。
很难推测，朱元璋此时是什么心情。是对逼得自己起yi的官僚系统妥协，还是继续愤下去。老愤青举起送行酒杯，说了一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翻译一下，就是，“官老爷们，上任的时候，先想想到底谁养活了谁！”。
中国自古以来，向来官是父母，民是灰孙子。就连亡了国的商朝贵族，都以“不食周粟”为忠。
说实话，用酒徒醉眼来看，不食周粟这事情，有点儿他妈的矫情。庄稼是地里长的，百姓播种收割的，与商朝周朝没关系。
用朱愤青的话，就是，他们没弄清谁养活了谁的关系。在其位，谋其政。你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自然该给百姓办事。否则，要你这官儿做什么！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仅此语，可令人千百年后，向朱愤青举杯，说一声，佩服。
有些人读的书很少，却喜欢装学富五车。有些人收入很低，却喜欢装富豪。有些人酒量很差，就像酒徒这样半瓶啤酒就倒，却喜欢装能喝。有些人子女在海外出手就是上百万，却喜欢做报告反腐败。
朱元璋这个大愤青在位置上，做了一件非常不给自己面子，也不给大伙面子的事。就是修家谱。
本来么，帝王将相，按中国传统，不是踏着彩云而生，也应该是名门之后。否则，让追随你的那些人，面子往哪里摆。
可朱愤青偏偏不认这个理。他修家谱的时候，有好心人引经据典，分析了他的所有亲属，得出一条科学结论，朱元璋是朱熹的后人。
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当时没有DNA分析，不像现在，能把陕西某个村的百姓，分析出古罗马基因来，让他们在血统上“高贵”一头。光凭着在文章，典籍里翻，得出这个结果，非常不容易。
按道理，老朱至少要发人家一个科技进步奖，或最佳马屁奖才对。谁知道，家谱草案放到老朱手里，朱愤青一翻白眼，说了句，“扯淡，我他妈的连自己爷爷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还他妈的是朱熹的后代。朱熹的后代能穷到买不起墓地么！”
当时的教授们一下子傻了，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有人就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老大，您说，这该怎么写！”
怎么写，朱家家谱从我这一代开始写。 人，能赢得尊敬的不是其血脉，而是其行为和成就。
朱愤青不糊涂，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亲自把自己的家世，写了出来。
小时候穷，没钱吃饭。他都写了进去。老爹死了，没地方埋，是别人施舍的墓地，他也写了进去。还有当和尚，要饭的故事。
既没有高贵的血脉，也没有斩白蛇的传奇。字里行间透漏一条信息，我老朱造反，是元朝那帮混蛋逼的。我老朱的儿子和属下，不能再当混蛋。
虽然后来很多文人，编了很多朱元璋想认朱熹为祖先，被朱熹家族拒绝的故事，借此衬托朱熹后人的高贵。但故事归故事，如果老朱成心篡改家谱，朱熹家族那小样，敢说不字么。
朱元璋的身世，刻在他的墓碑上。提醒着他的后人，有这么一个愤青的存在。
小时候吃不起饭的朱元璋，对官僚阶层，有刻骨的仇恨。如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肯定是个愤青，认为把某位置以上的官员挨个枪毙，没有一个冤枉的。两个中毙一个，肯定有人漏网。
于是，掌握了权力的朱愤青，时时刻刻警醒着逼得他造了反的官僚阶层。甚至不惜剥贪官的皮来示警。
朱元璋恨贪官刮地皮，所以立法剥贪官的皮。并且把贪官的皮添上草，竖立在其曾经工作的衙门口，以儆效尤。可往往前人的皮未干，后人已经又因贪污而锒 铛入狱。老朱杀人杀了十几年，杀得开科举选拔新官都来不及补充，有些倦了，就总结了一句：“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其擢用之时，并效忠贞， 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出自吴思先生的考证，在此，向吴思先生表示敬意。酒徒在拙作《明》中，擅自替吴思先生安排了个角色，吴思焓。一半是酒徒敬重的吴焓先 生，另一半是吴思先生。两个敢说实话的读书人）。
法古命官，布列华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点到了关键处。朱元璋立国之始，一些有能力的读书人如李善长、宋廉、刘基等，协助大明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书生 们理想方式也符合理学理论的“完美”制度。当然，读书人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说这个制度是他们自创。而把这个制度归功于古人。所以，朱明王朝的制度以当时 人的眼光是非常符合华夏传统的，符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方略”这个“新儒家”们的提法。但朱元璋发现了，法古，似乎行不通。官员们 的品德，因为掌握了权力之后迅速堕落。是制度决定了官员品德，还是官员品德影响了他的“完美”制度，老朱有些吃不准了。
大概当时有一种学说认为贪污腐败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污染。这就像酒徒总把贪官都认为是日本人的后代一样，既维护了自己民族的荣誉， 又给日本人抹了黑。但这个提法，朱愤青也不大相信，因为明朝的官员中，蒙古人、维吾尔人、色目人都有，并且仔细查下去，没几个干净的。
发现老朱对制度产生了疑问。这时候，就有“专家”跳了出来。说了一番非常有趣的大道理。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不多，但专家却非常普及，并且专家们的道理，总是让小民们无法反驳。
专家们给朱元璋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官员俸禄。他们认为，贪官层出不穷，是因为官俸太低廉。以当时的物价，官员的俸禄的确不高，大概是玖拾石米。所 以，清廉的官员，生活肯定不会太好。海瑞吃不起肉的故事流传至今，以清廉的反证，为当时其他人的贪污行为，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专家们引经据典，要求朱元璋高薪养廉，但朱大愤青却不糊涂。他当过农民，要过饭，知道在明初的银价。明初的银子价格，与明代晚期，海瑞时代没有可比 性。当时中原受蒙古人近百年的盘剥，地广人稀，银子价格和粮食价格都贵得离谱。玖拾石大米，折合为白银，大概是六十两银子。而当时上好的农田，每亩大概卖 银一两。也就是一个县官如果不贪污，光凭工资，每年的收益是六十亩地，（县官履任不可带家属，他的伙食，按当时规定是地方报销）。
六十亩地，对于毕生目标为“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农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这就像某些官员天天说公务员工资低廉，对于农民来说，公务员一年的工资，已经够他赚一辈子。
专家们也知道朱愤青不好糊弄，振振有辞地解释，官员都是读书人，价值比农民高。换成我们现在高薪养廉的说法，就是官员的是精英，收入和劳动付出要成正比。
这句话够蒙人的。记得玖拾年代，酒徒就被某专家这话蒙得一愣一愣的。结果，朱大愤青当时就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某掌柜的雇佣了伙计，这个伙计嫌薪水低廉。可以请辞。但薪水低，不能成为贪污的理由。
当时，群臣无话。 读史到此，酒徒忍不住拍案。那位提倡高薪养廉的专家如果听到朱大愤青这句话，肯定羞死。官员嫌俸禄低，好啊，辞职啊。换别人来干，想干的人多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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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这家伙是个愤青。
比起历史上人们公认的唐宗、宋祖，还有到处有人歌功颂德的康熙、乾隆，朱元璋这家伙头上的光环可弱了很多。甚至很多读书人不屑之， 鄙视之，称之一农民。
不过，朱愤青这个人做的事情和大多数皇帝不一样。醉眼观去，很多地方，还值得玩味。
这愤青所说的最愤的一句话，流传至今。贴切，生动，在酒徒醉眼中比很多专家、学者的经济学论文，对中华文明贡献都大。
这句话是他对一群即将履任的官员们说的，说这话时，大明王朝的贪官已经被他杀过一批又一批，因为他过于袒护小民，已经有“忠直”之臣事先劝告过了，问他，“老大，您不能老护着那些乡巴佬，您应该想想谁和您一块治理这个国家”。
很难推测，朱元璋此时是什么心情。是对逼得自己起yi的官僚系统妥协，还是继续愤下去。老愤青举起送行酒杯，说了一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翻译一下，就是，“官老爷们，上任的时候，先想想到底谁养活了谁！”。
中国自古以来，向来官是父母，民是灰孙子。就连亡了国的商朝贵族，都以“不食周粟”为忠。
说实话，用酒徒醉眼来看，不食周粟这事情，有点儿他妈的矫情。庄稼是地里长的，百姓播种收割的，与商朝周朝没关系。
用朱愤青的话，就是，他们没弄清谁养活了谁的关系。在其位，谋其政。你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自然该给百姓办事。否则，要你这官儿做什么！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仅此语，可令人千百年后，向朱愤青举杯，说一声，佩服。
有些人读的书很少，却喜欢装学富五车。有些人收入很低，却喜欢装富豪。有些人酒量很差，就像酒徒这样半瓶啤酒就倒，却喜欢装能喝。有些人子女在海外出手就是上百万，却喜欢做报告反腐败。
朱元璋这个大愤青在位置上，做了一件非常不给自己面子，也不给大伙面子的事。就是修家谱。
本来么，帝王将相，按中国传统，不是踏着彩云而生，也应该是名门之后。否则，让追随你的那些人，面子往哪里摆。
可朱愤青偏偏不认这个理。他修家谱的时候，有好心人引经据典，分析了他的所有亲属，得出一条科学结论，朱元璋是朱熹的后人。
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当时没有DNA分析，不像现在，能把陕西某个村的百姓，分析出古罗马基因来，让他们在血统上“高贵”一头。光凭着在文章，典籍里翻，得出这个结果，非常不容易。
按道理，老朱至少要发人家一个科技进步奖，或最佳马屁奖才对。谁知道，家谱草案放到老朱手里，朱愤青一翻白眼，说了句，“扯淡，我他妈的连自己爷爷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还他妈的是朱熹的后代。朱熹的后代能穷到买不起墓地么！”
当时的教授们一下子傻了，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有人就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老大，您说，这该怎么写！”
怎么写，朱家家谱从我这一代开始写。 人，能赢得尊敬的不是其血脉，而是其行为和成就。
朱愤青不糊涂，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亲自把自己的家世，写了出来。
小时候穷，没钱吃饭。他都写了进去。老爹死了，没地方埋，是别人施舍的墓地，他也写了进去。还有当和尚，要饭的故事。
既没有高贵的血脉，也没有斩白蛇的传奇。字里行间透漏一条信息，我老朱造反，是元朝那帮混蛋逼的。我老朱的儿子和属下，不能再当混蛋。
虽然后来很多文人，编了很多朱元璋想认朱熹为祖先，被朱熹家族拒绝的故事，借此衬托朱熹后人的高贵。但故事归故事，如果老朱成心篡改家谱，朱熹家族那小样，敢说不字么。
朱元璋的身世，刻在他的墓碑上。提醒着他的后人，有这么一个愤青的存在。
小时候吃不起饭的朱元璋，对官僚阶层，有刻骨的仇恨。如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肯定是个愤青，认为把某位置以上的官员挨个枪毙，没有一个冤枉的。两个中毙一个，肯定有人漏网。
于是，掌握了权力的朱愤青，时时刻刻警醒着逼得他造了反的官僚阶层。甚至不惜剥贪官的皮来示警。
朱元璋恨贪官刮地皮，所以立法剥贪官的皮。并且把贪官的皮添上草，竖立在其曾经工作的衙门口，以儆效尤。可往往前人的皮未干，后人已经又因贪污而锒 铛入狱。老朱杀人杀了十几年，杀得开科举选拔新官都来不及补充，有些倦了，就总结了一句：“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其擢用之时，并效忠贞， 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出自吴思先生的考证，在此，向吴思先生表示敬意。酒徒在拙作《明》中，擅自替吴思先生安排了个角色，吴思焓。一半是酒徒敬重的吴焓先 生，另一半是吴思先生。两个敢说实话的读书人）。
法古命官，布列华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点到了关键处。朱元璋立国之始，一些有能力的读书人如李善长、宋廉、刘基等，协助大明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书生 们理想方式也符合理学理论的“完美”制度。当然，读书人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说这个制度是他们自创。而把这个制度归功于古人。所以，朱明王朝的制度以当时 人的眼光是非常符合华夏传统的，符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方略”这个“新儒家”们的提法。但朱元璋发现了，法古，似乎行不通。官员们 的品德，因为掌握了权力之后迅速堕落。是制度决定了官员品德，还是官员品德影响了他的“完美”制度，老朱有些吃不准了。
大概当时有一种学说认为贪污腐败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污染。这就像酒徒总把贪官都认为是日本人的后代一样，既维护了自己民族的荣誉， 又给日本人抹了黑。但这个提法，朱愤青也不大相信，因为明朝的官员中，蒙古人、维吾尔人、色目人都有，并且仔细查下去，没几个干净的。
发现老朱对制度产生了疑问。这时候，就有“专家”跳了出来。说了一番非常有趣的大道理。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不多，但专家却非常普及，并且专家们的道理，总是让小民们无法反驳。
专家们给朱元璋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官员俸禄。他们认为，贪官层出不穷，是因为官俸太低廉。以当时的物价，官员的俸禄的确不高，大概是玖拾石米。所 以，清廉的官员，生活肯定不会太好。海瑞吃不起肉的故事流传至今，以清廉的反证，为当时其他人的贪污行为，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专家们引经据典，要求朱元璋高薪养廉，但朱大愤青却不糊涂。他当过农民，要过饭，知道在明初的银价。明初的银子价格，与明代晚期，海瑞时代没有可比 性。当时中原受蒙古人近百年的盘剥，地广人稀，银子价格和粮食价格都贵得离谱。玖拾石大米，折合为白银，大概是六十两银子。而当时上好的农田，每亩大概卖 银一两。也就是一个县官如果不贪污，光凭工资，每年的收益是六十亩地，（县官履任不可带家属，他的伙食，按当时规定是地方报销）。
六十亩地，对于毕生目标为“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农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这就像某些官员天天说公务员工资低廉，对于农民来说，公务员一年的工资，已经够他赚一辈子。
专家们也知道朱愤青不好糊弄，振振有辞地解释，官员都是读书人，价值比农民高。换成我们现在高薪养廉的说法，就是官员的是精英，收入和劳动付出要成正比。
这句话够蒙人的。记得玖拾年代，酒徒就被某专家这话蒙得一愣一愣的。结果，朱大愤青当时就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某掌柜的雇佣了伙计，这个伙计嫌薪水低廉。可以请辞。但薪水低，不能成为贪污的理由。
当时，群臣无话。 读史到此，酒徒忍不住拍案。那位提倡高薪养廉的专家如果听到朱大愤青这句话，肯定羞死。官员嫌俸禄低，好啊，辞职啊。换别人来干，想干的人多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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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一）
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强盛的朝代--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一）
明朝当时思想界的开放和活跃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和地步，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明朝思想界之开放活跃，眼界之宏大，简直令人匝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 争鸣的壮观景象，竟然在数千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在明朝统治下，重新出现,明朝思想家远远走在了同期西方思想家的前面,说是百家争鸣半点不夸张.
你会明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大思想家的出现，实在不是无本之木,甚至可以说，这三个人不过明朝思想界在满清杀戮之后侥幸存留下来的只鳞片爪
在数学上，明朝的中国数学家先于牛顿发明了导数的数学工具,而这个数学典籍的意义直到最近才重新被认识到
在工业上，煤矿开采技术也领先于世界,象煤矿瓦斯排除技术都是从中国流传入西方，还有锌的发现,锌铜合金的冶炼，都是当时中国独有的技术
科学上,在明末,一下子涌现出一大群领先于世界的大科学家,比如瘟疫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
而明朝成祖、宣宗等都亲自带兵出塞北征。明武宗甚至亲自上阵砍杀蒙古兵。
明朝和西方国家也交过战，英舰被明军大炮轰退，葡萄牙海军和明军水师交战皆败退。
正是明朝的表现，让西方几百年不敢碰中国 明成祖五次出征蒙古,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军粮的供应源源不断,这在其他朝代根本做不到
说来有意思,蒙古当时最强盛的就是鞑靼和瓦剌,明成祖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看见哪个强盛起来,他就去攻打哪个?
一开始是鞑靼比瓦剌强大,所以明成祖第一次出征蒙古就攻打鞑靼,结果把鞑靼打屁滚尿流,实力一下子衰弱下去,结果在瓦剌和鞑靼的争斗中，瓦剌开始占优势,明成祖看见瓦剌有可能统一蒙古，
于是又进行第二次亲征蒙古，结果又把瓦剌打的屁滚尿流,这一下的瓦剌的实力又被他打的衰弱下去,结果鞑靼又开始占上风,并且不太驯服和听话.于是明成祖又 第三次亲征,结果这回鞑靼是望风而逃,根本不敢和明朝的军队的交战，连老窝都不要,一直逃到北边,这样鞑靼在蒙古的实力和威信又衰弱下去.
以后明成祖第四次，第五次出征，基本都是鞑靼和瓦剌一路奔逃,根本连和明朝的军队接触都不敢接触.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对匈奴也好，突厥也好,都没有占据如此大的优势,匈奴突厥基本还是可以汉唐的军队进行一些交战
而到了明朝，却出现,蒙古军队被明朝军队打的心胆皆碎,望风而逃的局面，实在是自古以来未有的情形
明朝当时国力的强大还可以从明成祖一边在北方连续不断的发动对蒙古的亲征,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另一边在南方,对越南也进行持续不断的征服,每次都是把越 南造反的那个领袖给抓住,好象是明朝的张辅特别厉害，几乎在越南百战百胜,每次越南叛乱，都是派他去平定的,但由于明朝的军队不象满清的那群没有人性的杀 人魔王那样会采用屠城手段，所以越南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中断，后来明朝政府为了少伤人命,还是放弃了对越南的直接统治
但明朝可以在南北两边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战争，并且都是获得胜利，这也就可见当时明朝国力的强大
不仅如此，明成祖时代不仅能够同时供应大规模的战争,还能进行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其规模比秦始皇可要厉害的多),比如为了迁都,在北京的皇城紫禁城就全是明成祖时代一手建造起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紫禁城就全都是明成祖时期造起来的 。
此外在南京还有大报国恩寺的建筑，据说是建筑的奇观,外国的传教士看见这个报国恩寺的壮观宏伟，都惊叹不已,好象明朝的文人王世桢还作诗歌颂过这个建筑，总之这个建筑是非常宏伟的,可惜这个建筑在太平天国时期似乎被曾国藩的禽兽军队烧毁了。
另外还有武当山的建筑群，也是非常宏大的工程,在山上进行这些建筑所需要的工程量是非常庞大的,这也都是明成祖时期造的，现在武当山的建筑群似乎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
另外还有就是大运河的疏浚工程，这也是非常庞大的工程，也是明成祖时期干的。
当时明朝不仅能够同时发起大规模战争，能够进行极其庞大的建筑工程，而且还派了郑和七下西洋,下西洋的船队往往都是几百只庞大的船只组成,简直象海上移动 的城市,每次下西洋这些船队上都装满了各种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国力的强大，汉唐根本连明朝的零头都比不上。
明成祖还组织了永乐大典的编撰,总字数达到了几亿多,而且和什么四库全书不同的是,永乐大典中的书籍都原样照收,没有任何修改删减 。
现存的几百卷永乐大典，仅仅是当初原来的3%,可象永乐大典规模的庞大 。
进行了这么多的战争，建造了这么庞大的工程,还有如此大规模官方远洋航海,明朝当时却依然保持非常强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
明朝的鼎盛时期,在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大规模航海活动，大规模建筑工程活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国力的强盛，这就远远超过了汉唐所谓盛世。
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和大规模建筑的只有秦始皇和隋朝可以类比一下,但这两个朝代都是因为无力承担这样的压力，而迅速崩溃 。
所以从事实的角度，非常清楚，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正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竭力贬损的明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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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无能的满清王朝 全文完
最重要的问题是满清王朝统治中国268年间，中国到底有没有进步，有多大进步？这个问题我们由以下几件史实的对比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明代郑和七次下西 洋，广泛发展海外关系，进行物质和文化交流，并展示国家武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抗衡，其造船术和航海术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一流的；明神宗时张居正改革之后， “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人文学士在提到中国时无不羡慕向往”（据金庸《袁崇焕评传》中所引用的有关史料）；明代末年已有从西洋进口来 的火枪和火炮，崇祯皇帝上吊之前就用当时最先进的三眼枪来抵抗过。而在1792年（乾隆58年），英国派使臣马甘尼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马甘 尼看到中国极度落后，武装部队如同叫花子，使用的是西洋早已抛弃的刀枪弓箭之类，高级官员都不识火柴为何物；1852年太平天国攻占岳阳后，从地下掘出了 200年前吴三桂所埋藏的大炮，居然锐不可当，很快就依靠它攻占了湖北重镇汉阳，清军的落后可见一斑。
以上这些简略但确凿的史实，彻底划破了所谓“康乾盛世”的漂亮画皮，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画皮下的是满清王朝吃人魔鬼的丑恶面目，认识到他们的所谓 “创业史”其实就是吃人的历史、“败家”的历史。象这样一个阻碍了中华民族正常发展近三百年，使中华民族沦为任人宰割的、西方人眼中的“劣等民族”的残 暴、腐朽的满清王朝，我们还要真诚地歌颂，还要无限怀念而不胜向往吗？我们还要让它“真的再想活他五百年”（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歌歌词）吗？如果真的 还有这样的人，我们要说，他如不是一个十足的疯子，绝对就是别有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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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简略但确凿的史实，彻底划破了所谓“康乾盛世”的漂亮画皮，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画皮下的是满清王朝吃人魔鬼的丑恶面目，认识到他们的所谓 “创业史”其实就是吃人的历史、“败家”的历史。象这样一个阻碍了中华民族正常发展近三百年，使中华民族沦为任人宰割的、西方人眼中的“劣等民族”的残 暴、腐朽的满清王朝，我们还要真诚地歌颂，还要无限怀念而不胜向往吗？我们还要让它“真的再想活他五百年”（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歌歌词）吗？如果真的 还有这样的人，我们要说，他如不是一个十足的疯子，绝对就是别有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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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无能的满清王朝
残暴无能的满清王朝
近年来，文艺界、学术界似乎刮起了一股“清”风。已经寿终正寝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大清王朝”似乎一下子让人觉得那么亲切，令人那么怀念、那么神往起 来了。先是有多部给“大清王朝”几个最高统治者作传的所谓历史小说，很快又有人让他们以圣君明主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上。而且，从康熙、雍正到还珠格格，从刘 罗锅、纪晓岚到余成龙，纷纷粉墨登场，没完没了。据说还有人要将晚清的所谓“中兴名臣”而实为镇压太平天国刽子手的曾国藩抬上荧屏，荧屏几乎成了顶戴花翎 和猪尾巴辫子的一统天下。此外，更有学术界的推波助澜。许多刊物上有盛赞清朝为“一代盛世”，纪念（当然未明题为纪念）清朝逊国90周年之类内容的文章。 由此看来，似乎许多人都因自己没有早生一两个世纪，做“咱大清王朝”的顺民而深感遗憾。余生也晚，连“咱大清王朝”的一点尾巴也没赶上。可是我感到，能够 生活在 21世纪中国的蓝天白云之下，呼吸着新鲜、自由的，带着海风吹来的咸味的湿润的空气，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但既然“清”风浩荡，鄙人不妨凑一凑热闹，凭着一 点“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浅陋，也来说一说“咱大清王朝”。
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清朝灭亡的晚清六七十年，那是一个让人不堪回首，让人无可如何的尴尬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灾难期，不说也罢。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满清“辉煌”的创业史和所谓的“康乾盛世”。
有学者认为“清朝的创业史，其历程恰如一部英雄史诗、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是一个奇迹”。我猜想，这位学者的祖上可能是满清王室，故而他对祖宗 的业绩如此钦敬。对于满清王室来说，他们的业绩确实是“英雄史诗”，“是奇迹”。可是对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来说，清朝的创业史就是他们的灾难史。
如果说满洲人在进入山海关以前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统一民族而进行的正义战争，那么他们在汉奸吴三桂的帮助下，击溃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山海关及入关之后 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了（尽管满族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它与13世纪蒙古人的进攻中亚和东欧以及14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占领巴 尔干的性质基本相同，都是落后的蛮夷之族对较为先进的文明之族的征服，在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谈不上什么进步，而是倒退。不同的是，对于被征服者来说， 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是远方的外来民族，而满洲人是在中国版图之内的边境地区新兴的少数民族。这场战争给中华大地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无论我们是翻 开官方的正史还是民间的笔记野史，都是赫然在目的。略举数例如下：1645年5月，清军血洗扬州；10月，再屠江阴，“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许重熙《江 阴城守后记》）；昆山也被屠城，嘉定则被连续屠了三次。其他的侥幸没有被屠但人口逃散，房屋毁坏的城镇、乡村更是不计其数了。因此，到1652年（顺治8 年）全国人口锐减为1400万，而明代全国人口的最高数字是6330余万（据王世贞所说）。随着人口的锐减土地也在大量的荒芜。据史料记载，清代顺治末年 （1661年）全国的耕地面积是5亿多亩，而明末（万历8年，1580年）是7亿亩。
也许有人要说，在“除旧布新”的战争期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而导致生产暂时的停滞是在所难免的。不错，可是中国历史上有哪一次改朝换代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劫难？他们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纪的日本侵略者才可与之“媲美”。
而且，清朝在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把全国人民都平等地作为自己的臣民，而是把其他民族的人民当作异类，作为奴隶，实行野蛮的民族 高压政策。故而，从清初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满清王朝的反抗斗争。这说明已经灭亡了的、反动、腐朽的 明王朝尽管是一个让中华人民痛恨的政权，但满清王朝也绝对不是一个能让中华人民感到“亲切”的王朝，正是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清王朝的的版图确实是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这也许可以算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但是，从大中华的角度来说，清朝所开拓的疆 土大部分在汉唐时代不就是我们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吗？而且有些是在汉朝中央政府或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的。在看到满清王朝 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同时，再肯定清初的开疆拓土是不错的，但如果把它抬到了太高的位置，说是“英雄史诗”，是“奇迹”，那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其实，从 后来的情况来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满清王朝简直谈不上有什么创业史，他们至多是在守业，事实上最终也没有能完全守祝幸亏它不到300年就被灭亡了，总算还 没有把我们的一点家当败完。
以上是满清王朝的“创业史”，下面再说一说所谓“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时代，所谓太平盛世是很有几个的，但其实都不过是“淫雨季节中 忽然出现的几日晴天”（柏杨语），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太平乐土。而所谓的“康乾盛世”恐怕还算不上“晴天”，只能是“阴天”。史学界传统 的看法就认为汉唐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社会的安定都是所谓“康乾盛世”无法相比的。所谓“康乾盛世” 之时，欧洲列强都在致力于对内改革政治制度，发展近代科技，对外四处扩张，英国即将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满清政府还在关起门来满足于自己跟自己比的所谓 “盛世”。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即隋炀帝杨广、明武宗朱厚照和“康乾盛世”的“圣主”之一的乾隆皇帝弘历。康熙下江南虽然较为节 约，但其浩大的费用也不知挥霍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到乾隆下江南时，豪侈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历史上的另两位前辈。其声势之大、糜费之甚是真正的史无前 例。而且据史书记载，南巡集团“象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柏杨《中国人史纲》），巡幸所到各地，“酒无虚日，城开不夜” （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第363面）。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不体恤人民疾苦的酒肉皇帝能治出什么“盛世”来。
“康乾盛世”的三个皇帝都喜欢大兴土木来劳民伤财。康熙在热河建避暑山庄36景，乾隆扩充为72景。当时有民谚云：“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 也。”雍正修圆明园28 景，乾隆扩建成40景。皇帝生活如此豪华奢侈，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以及大地主、大商人当然是纷纷仿效，无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官吏的贪污已成为合理、合 法的了，敲诈、勒索来的银子美其名曰“养廉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清代是十分普遍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坤就出在乾隆末年。
官贪吏虐，广大的劳动人民只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在“盛世”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的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闷和黑暗，朝鲜使臣赵显命于乾隆8年 （1743年）出使中国后回到朝鲜就报告说：“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果然，其后 不到30年即相继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闽粤天地会起义等。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康 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中华民族向来以坚韧的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而着称，而这些 生活在“盛世”之下的人民却被迫铤而走险，纷纷起来反抗，可见是一个何等的“盛世”！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 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 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满清统治者除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外，在文化上也进行极权统治，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打击，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众所周 知，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秦始皇的“坑儒”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绝大多数的文字狱都是在“盛世”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如康熙2年的庄廷的《明史》案，株连甚众，“名士伏法者221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卷11）；雍正6年的曾静、张熙案不仅诛杀 了许多人，充军了许多人，而且连死者都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乾隆朝文字狱更是家常便饭，案件总数比康、雍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残酷的文字狱产生了恶劣而 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知识分子要保证安全，只有走两条路，一条是做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考科举，做官之后去压迫民众，另一条是埋头于故纸堆里，去做 寻章摘句的考据工作。这两项工作无论做得多么好，都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甚至还要阻碍社会的进步。还有，文字狱使满清政府跟人民的距离拉得更远了，人民对 政府更痛恨，更不关心了。
满清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极权统治的另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以“御纂”和 “钦定”的名义对全国书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审查，许多有思想启蒙意义的进步书籍被他们以“悖逆”的罪名加以删改。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就有许多书籍 被进行了这样的“阉割”而让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了，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有价值的书籍被他们销毁。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 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顾关元先生 指出，满清统治者借编书的名义号召人们“献书”，而其实是大量地毁书，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其目的不是在文化而是在政治。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 一次空前大浩劫，其破坏性肯定是大大超过秦始皇“焚书”的。因为秦朝时中国的文化典籍毕竟有限，而清朝时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可以说，象满清统治者这样的 对文化典籍的整理，不要也罢，让那些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遗产保存在民间，将会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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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艺界、学术界似乎刮起了一股“清”风。已经寿终正寝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大清王朝”似乎一下子让人觉得那么亲切，令人那么怀念、那么神往起 来了。先是有多部给“大清王朝”几个最高统治者作传的所谓历史小说，很快又有人让他们以圣君明主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上。而且，从康熙、雍正到还珠格格，从刘 罗锅、纪晓岚到余成龙，纷纷粉墨登场，没完没了。据说还有人要将晚清的所谓“中兴名臣”而实为镇压太平天国刽子手的曾国藩抬上荧屏，荧屏几乎成了顶戴花翎 和猪尾巴辫子的一统天下。此外，更有学术界的推波助澜。许多刊物上有盛赞清朝为“一代盛世”，纪念（当然未明题为纪念）清朝逊国90周年之类内容的文章。 由此看来，似乎许多人都因自己没有早生一两个世纪，做“咱大清王朝”的顺民而深感遗憾。余生也晚，连“咱大清王朝”的一点尾巴也没赶上。可是我感到，能够 生活在 21世纪中国的蓝天白云之下，呼吸着新鲜、自由的，带着海风吹来的咸味的湿润的空气，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但既然“清”风浩荡，鄙人不妨凑一凑热闹，凭着一 点“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浅陋，也来说一说“咱大清王朝”。
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清朝灭亡的晚清六七十年，那是一个让人不堪回首，让人无可如何的尴尬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灾难期，不说也罢。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满清“辉煌”的创业史和所谓的“康乾盛世”。
有学者认为“清朝的创业史，其历程恰如一部英雄史诗、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是一个奇迹”。我猜想，这位学者的祖上可能是满清王室，故而他对祖宗 的业绩如此钦敬。对于满清王室来说，他们的业绩确实是“英雄史诗”，“是奇迹”。可是对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来说，清朝的创业史就是他们的灾难史。
如果说满洲人在进入山海关以前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统一民族而进行的正义战争，那么他们在汉奸吴三桂的帮助下，击溃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山海关及入关之后 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了（尽管满族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它与13世纪蒙古人的进攻中亚和东欧以及14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占领巴 尔干的性质基本相同，都是落后的蛮夷之族对较为先进的文明之族的征服，在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谈不上什么进步，而是倒退。不同的是，对于被征服者来说， 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是远方的外来民族，而满洲人是在中国版图之内的边境地区新兴的少数民族。这场战争给中华大地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无论我们是翻 开官方的正史还是民间的笔记野史，都是赫然在目的。略举数例如下：1645年5月，清军血洗扬州；10月，再屠江阴，“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许重熙《江 阴城守后记》）；昆山也被屠城，嘉定则被连续屠了三次。其他的侥幸没有被屠但人口逃散，房屋毁坏的城镇、乡村更是不计其数了。因此，到1652年（顺治8 年）全国人口锐减为1400万，而明代全国人口的最高数字是6330余万（据王世贞所说）。随着人口的锐减土地也在大量的荒芜。据史料记载，清代顺治末年 （1661年）全国的耕地面积是5亿多亩，而明末（万历8年，1580年）是7亿亩。
也许有人要说，在“除旧布新”的战争期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而导致生产暂时的停滞是在所难免的。不错，可是中国历史上有哪一次改朝换代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劫难？他们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纪的日本侵略者才可与之“媲美”。
而且，清朝在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把全国人民都平等地作为自己的臣民，而是把其他民族的人民当作异类，作为奴隶，实行野蛮的民族 高压政策。故而，从清初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满清王朝的反抗斗争。这说明已经灭亡了的、反动、腐朽的 明王朝尽管是一个让中华人民痛恨的政权，但满清王朝也绝对不是一个能让中华人民感到“亲切”的王朝，正是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清王朝的的版图确实是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这也许可以算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但是，从大中华的角度来说，清朝所开拓的疆 土大部分在汉唐时代不就是我们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吗？而且有些是在汉朝中央政府或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的。在看到满清王朝 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同时，再肯定清初的开疆拓土是不错的，但如果把它抬到了太高的位置，说是“英雄史诗”，是“奇迹”，那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其实，从 后来的情况来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满清王朝简直谈不上有什么创业史，他们至多是在守业，事实上最终也没有能完全守祝幸亏它不到300年就被灭亡了，总算还 没有把我们的一点家当败完。
以上是满清王朝的“创业史”，下面再说一说所谓“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时代，所谓太平盛世是很有几个的，但其实都不过是“淫雨季节中 忽然出现的几日晴天”（柏杨语），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太平乐土。而所谓的“康乾盛世”恐怕还算不上“晴天”，只能是“阴天”。史学界传统 的看法就认为汉唐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社会的安定都是所谓“康乾盛世”无法相比的。所谓“康乾盛世” 之时，欧洲列强都在致力于对内改革政治制度，发展近代科技，对外四处扩张，英国即将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满清政府还在关起门来满足于自己跟自己比的所谓 “盛世”。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即隋炀帝杨广、明武宗朱厚照和“康乾盛世”的“圣主”之一的乾隆皇帝弘历。康熙下江南虽然较为节 约，但其浩大的费用也不知挥霍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到乾隆下江南时，豪侈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历史上的另两位前辈。其声势之大、糜费之甚是真正的史无前 例。而且据史书记载，南巡集团“象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柏杨《中国人史纲》），巡幸所到各地，“酒无虚日，城开不夜” （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第363面）。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不体恤人民疾苦的酒肉皇帝能治出什么“盛世”来。
“康乾盛世”的三个皇帝都喜欢大兴土木来劳民伤财。康熙在热河建避暑山庄36景，乾隆扩充为72景。当时有民谚云：“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 也。”雍正修圆明园28 景，乾隆扩建成40景。皇帝生活如此豪华奢侈，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以及大地主、大商人当然是纷纷仿效，无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官吏的贪污已成为合理、合 法的了，敲诈、勒索来的银子美其名曰“养廉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清代是十分普遍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坤就出在乾隆末年。
官贪吏虐，广大的劳动人民只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在“盛世”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的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闷和黑暗，朝鲜使臣赵显命于乾隆8年 （1743年）出使中国后回到朝鲜就报告说：“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果然，其后 不到30年即相继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闽粤天地会起义等。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康 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中华民族向来以坚韧的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而着称，而这些 生活在“盛世”之下的人民却被迫铤而走险，纷纷起来反抗，可见是一个何等的“盛世”！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 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 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满清统治者除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外，在文化上也进行极权统治，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打击，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众所周 知，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秦始皇的“坑儒”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绝大多数的文字狱都是在“盛世”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如康熙2年的庄廷的《明史》案，株连甚众，“名士伏法者221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卷11）；雍正6年的曾静、张熙案不仅诛杀 了许多人，充军了许多人，而且连死者都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乾隆朝文字狱更是家常便饭，案件总数比康、雍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残酷的文字狱产生了恶劣而 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知识分子要保证安全，只有走两条路，一条是做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考科举，做官之后去压迫民众，另一条是埋头于故纸堆里，去做 寻章摘句的考据工作。这两项工作无论做得多么好，都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甚至还要阻碍社会的进步。还有，文字狱使满清政府跟人民的距离拉得更远了，人民对 政府更痛恨，更不关心了。
满清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极权统治的另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以“御纂”和 “钦定”的名义对全国书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审查，许多有思想启蒙意义的进步书籍被他们以“悖逆”的罪名加以删改。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就有许多书籍 被进行了这样的“阉割”而让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了，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有价值的书籍被他们销毁。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 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顾关元先生 指出，满清统治者借编书的名义号召人们“献书”，而其实是大量地毁书，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其目的不是在文化而是在政治。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 一次空前大浩劫，其破坏性肯定是大大超过秦始皇“焚书”的。因为秦朝时中国的文化典籍毕竟有限，而清朝时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可以说，象满清统治者这样的 对文化典籍的整理，不要也罢，让那些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遗产保存在民间，将会更有价值。
网篡改历史写了个“上下五千年”，肆意美化蒙元满清侵略
**网篡改历史写了个“上下五千年”，肆意美化蒙元满清侵略。
我先说一下，真实的历史是-------这是我们汉族最悲惨的历史……
明末甲申之变，崇祯皇帝自尽煤山，满清入关一路杀，在这史无前例的残暴的大屠杀中，
直隶是“一望极目，无尽荒凉”，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湖广是“弥望千里，绝
无人烟”，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
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以前蒙古人屠城有一条规定，不杀高
不过车轮的小孩，可是满清屠城却是连婴儿都不放过。当时明朝人口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
入关后第一年就杀了七千万。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
令士卒各满所欲”，屠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皆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接着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
州、屠湘潭，接着屠大同、屠四川……，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
烧杀淫掠，惨绝人寰，尸积成山，血流成河，南方一带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屠城灭种
之暴是后来的日本人都“自叹弗如”的，说下不了满清那样的狠手，那可全是用冷兵器杀的，
那时还没机关枪呢。单扬州一地就屠杀了80万，而日本南京大屠杀才30万。
1650年广州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
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
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
满清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暴，我们知道蒙古人屠城的行为，可是没有听说
过屠省，而满清在四川等地确实是屠省，而且篡改历史嫁祸张献忠。这都有详细的史证可察。
然而满清还有更可怕的精神上的大屠杀。
满清一直意图毁灭中原汉文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
制造中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酷黑暗的文字狱，动则连坐数万人；特别乾隆借编《四库全书》
之机会大肆毁书，竟毁掉了是《四库全书》五倍的珍贵古籍，象《天工开物》、冯梦龙《三
言二拍》等竟然都是清灭亡后从日本重新找回来的。留下来的也被系统的篡改，比如史书中
所有关于满清胡虏蒙古蛮夷的几乎无一幸免。秦始皇焚书
坑儒，才杀了四百儒生，而满清株连上千人的文字狱比比皆是……满清对汉民族神传文化的
摧残这才只说了一点点也。
我先说一下，真实的历史是-------这是我们汉族最悲惨的历史……
明末甲申之变，崇祯皇帝自尽煤山，满清入关一路杀，在这史无前例的残暴的大屠杀中，
直隶是“一望极目，无尽荒凉”，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湖广是“弥望千里，绝
无人烟”，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
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以前蒙古人屠城有一条规定，不杀高
不过车轮的小孩，可是满清屠城却是连婴儿都不放过。当时明朝人口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
入关后第一年就杀了七千万。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
令士卒各满所欲”，屠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皆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接着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
州、屠湘潭，接着屠大同、屠四川……，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
烧杀淫掠，惨绝人寰，尸积成山，血流成河，南方一带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屠城灭种
之暴是后来的日本人都“自叹弗如”的，说下不了满清那样的狠手，那可全是用冷兵器杀的，
那时还没机关枪呢。单扬州一地就屠杀了80万，而日本南京大屠杀才30万。
1650年广州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
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
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
满清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暴，我们知道蒙古人屠城的行为，可是没有听说
过屠省，而满清在四川等地确实是屠省，而且篡改历史嫁祸张献忠。这都有详细的史证可察。
然而满清还有更可怕的精神上的大屠杀。
满清一直意图毁灭中原汉文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
制造中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酷黑暗的文字狱，动则连坐数万人；特别乾隆借编《四库全书》
之机会大肆毁书，竟毁掉了是《四库全书》五倍的珍贵古籍，象《天工开物》、冯梦龙《三
言二拍》等竟然都是清灭亡后从日本重新找回来的。留下来的也被系统的篡改，比如史书中
所有关于满清胡虏蒙古蛮夷的几乎无一幸免。秦始皇焚书
坑儒，才杀了四百儒生，而满清株连上千人的文字狱比比皆是……满清对汉民族神传文化的
摧残这才只说了一点点也。
美国艺评家眼中的满清文化是多么低劣 全文完
That history reached its zenith with Qianlong but began to lose its luster well before the end of his rule. For all his strengths, Qianlong was no Manjushri. He grew more repressive with the years and took on corrupt and grasping advisers. There were more book-burnings. The social mood grew coarse and parochial. From a height of tremendous, world-conquering potential, the dynasty slipped into decline until 1911, when the last Qing emperor, who was also the last Chinese emperor, left the Forbidden City and its kingdom of collectibles behind.
Modern art historians, Chinese and Western, have long treated those collectibles with disdain, concentrating instead on another aspect of Qing period art, a scholar-artist painting tradition that continued from the Ming. Surely it means something that this exhibition, which continues through Sept. 12, is appearing at 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not a museum of "art." And in truth, although the Qing brought forms like jade-carving to a peak of technical finesse, for most 21st-century eyes, their more-is-more aesthetic is an acquired taste.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o begin acquiring than through the exhibition catalog written by Chuimei Ho and Bennet Bronson, curators at the Field Museum, a sterling example of hard history set out with a storyteller's skill. The show is a good introduction too, but of a different kind. Crowded, theatrical, it offers a total sink-or-swim immersion in a consumerist culture as awesomely polished as it is absurd, where Classical China and Turandot-in-the-Forbidden-City meet. That the giant gift shop at the exit is almost as big as the show makes perfect sense. Very Qing. Very us.
下面那篇好长看不懂啊,能不能翻译一下
哈哈，他在倒数第二段里还写：
Modern art historians, Chinese and Western, have long treated those collectibles with disdain.
现代的艺术史专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直以来都对这些收藏品持鄙视态度。
最后一段：
Crowded, theatrical, it offers a total sink-or-swim immersion in a consumerist culture as awesomely polished as it is absurd, where Classical China and Turandot-in-the-Forbidden-City meet. That the giant gift shop at the exit is almost as big as the show makes perfect sense. Very Qing. Very us.
这个展览拥挤不堪、装腔作势，体现岀一种充满铜臭味的文化，矫揉造作的可怕，荒谬的可笑。展厅一半的空间被出售纪念品的摊位占据(真是丢人——这句话是我说的)。非常有满清味，非常有西方味
非说满清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就是要说给外人听吗
结果人家外国人根本不承认
活该~!
对比这篇，我记得今年2月份的National Geographic有一篇介绍汉朝的文章，与同时期的罗马作对比，里面介绍了汉朝的辉煌与成就。并说，中国人自此之后就称自己为汉人。彩页插图就是张骞 出使西域胜利归来的画面，峨冠博带，真正的汉服。可见西方人也有明白人，稍稍翻翻历史就知道怎么回事，不会被中国的某些专家糊弄。
即使这样，那些个专家、记者之类的也会挑好的说的，这些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脸不脸红
(美国艺评家眼中的满清文化是多么低劣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More Was More for One Ruler in Qing Dynasty BY Holland Cotter
美国艺评家眼中的满清文化是多么低劣
从建国来就一直致力于建立新中国新文化的中国政府近来突然回归传统，对内对外大力推广所谓的中国文化－腐臭扑鼻的满清文化，一面是电视上辫子格格满 天飞，一面是充斥于各种场合穿着高开叉旗袍搔首弄姿的露腿女人。对此乱象，有识之士已纷纷口诛笔伐，但国内一些权威动则就以外国人喜欢辫子旗袍做理由，借 国际化之东风为满清文化造势。鄙人旅居美国已有5年，深知西人颇讲礼仪，在正式场合，即便不喜欢也会说好。外国人是不是真心喜欢辫子旗袍呢？苍天见怜，我 终于在8月24日纽约时报找到了答案.
北京故宫博物院最近携大量清廷物品来美国展示所谓的康乾盛世,并与ART INSTUTITE OF CHICAGO 联合举办了名为 “SPLENDOR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 THE GLORIOUS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我暂译为<<紫禁城之绝世珍宝:乾隆皇帝统治下的盛世>>.为此，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相关英文评论.纽约时报是一家在全球较有影 响的报纸，其办报风格严谨求实，绝不媚俗，纽约时报的编辑水平更公认代表着全美各大报纸的最高水准。相对于普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一无所知，纽约时报的这 篇文章代表了懂得中国文化的美国评论家对满清文化的认知。
作者一开文就指出清统治者是北方游牧民族,是相对中国汉人而言的外国人,其民族是蒙汉韩以及JURCHEN人的混血，其文化是中亚,印度,西藏以及 欧州文化的混合体: “The Qing were foreigners to Han China, northern invaders who called themselves Manchus. They named their Chinese dynasty Qing, which means pure, though there was nothing pure about it. The Manchus were of mixed Mongolian, Korean, Chinese and Jurchen stock. The culture they inherited as conquerers incorporated Middle Eastern, Indian, Tibetan and European influences.”
此外，作者特别选用了几张展品图片来展示满清的审美，并精辟地把满清的审美观归纳为MORE-IS-MORE的审美观, 即堆砌的,过份装饰的审美观。
“And in truth, although the Qing brought forms like jade-carving to a peak of technical finesse, for most 21st-century eyes, their more-is-more aesthetic is an acquired taste.”
ACQUIRED TASTE 指的是非先天的，并非直接发自于内心的，需要别人从旁指点才能认知的审美品位。例如你要观赏现代派的绘画，参观现代派的展览馆，你就非要有 ACQUIRED TASTE不可。 ACQUIRED TASTE 本身是中性的，但在作者的话中却带上了贬义，作者说“虽然清代把玉雕的技术发展到了技术（是技术，不是艺术〕上的极致，但对于绝大多数的21世纪的人来 说，要能欣赏这种堆砌的美，还需要些额外的修练。”
作者参观展览的收获并不是故宫博物院所设想的感受到了乾隆治下的盛世,反而感悟到虽然满民族表面上好象被中国华夏化了,实际上却把满民族的民族性强加给了统治下的中国人.
“The show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pointing out how the Qing, despite their assimilationist Chinese-ness, asserted their Manchu identity and imposed it on their subjects. Under their rule all men in China had to adopt a Manchu-style pigtail coiffure. Manchu women were forbidden to have their feet bound, an emblem of femininity among the Han Chinese elite. In couture, wide Chinese sleeves were out; narrow Manchu sleeves with flares were in, as were equestrian-style boots that reminded the Manchus of their distant nomadic history.”
中国政府花钱费力，从北京跨了大半个地球运来400多件既 SPLENDOR 又 GLORIOUS 的清廷文物，意在对外宣传康乾盛世的文化大宴，却被美国放在专重于自然史，民族生成史和人类学的自然博物馆中对外展出了；而且还被懂得中国艺术的美国评论 家评作了极具人类学价值的研究满民族的大好机会，这恐怕是出于中国文化权威们的意料之外了吧？
以下为引自8月24日纽约时报艺术版的英文评论以及作者特别选用的几张展品图片
不知为什么，英文原文每行的最后一个字都被显示成了两个字，懂英文的朋友请将下文拷贝到WORD就可以正常阅读了。
More Was More for One Ruler in Qing Dynasty
By HOLLAND COTTER
CHICAGO -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art, museums tend to supersize us. The Guggenheim dished up 5,000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in 1998.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packed a whole religion into its Taoism bash two years later. By comparison, "Splendor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 The Glorious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t the Field Museum here, is spartan fare, covering the career of one ruler.
Believe me, though, we're not talking lean cuisine. Most of the 400 objects in the show, on loan from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date from the 18th century, when China, under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was in High Rococo mode. What the Qing wanted in court art was more: more ingenuity, more virtuosity, more bells and whistles, extra everything. When it came to scale, they went for extremes, the teensy and the colossal, cups the size of thimbles, jades the size of boulders. The Confucian middle way was not their way.
This is one reason the Forbidden City, a walled complex of apartments, offices, reception halls and temples in Beijing, the imperial capital, looked the way it did. Jammed and encrusted with decoration, it was tchotchke heaven. At least that's the impression conveyed by the environments reconstructed in this show, which include an imperial throne room and a Buddhist altar, and by individual items so extravagant as to amount to minienvironments in themselves, like a five-foot-high cloisonné elephant with a lamp on its back.
The Qing were foreigners to Han China, northern invaders who called themselves Manchus. They named their Chinese dynasty Qing, which means pure, though there was nothing pure about it. The Manchus were of mixed Mongolian, Korean, Chinese and Jurchen stock. The culture they inherited as conquerers incorporated Middle Eastern, Indian, Tibetan and European influences. The official coronation portrait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around whom this exhibition revolves, was painted by an Italian Jesuit priest.
Qianlong, was an interesting guy, a real master-of-the-universe type, and to talk about him is to crunch some impressive numbers. He reigned for nearly 60 years, from 1736 to 1795, and ruled nearly 300 million people in what was then the biggest and richest empire in the world. When he took the throne at 25 he already had eight wives and several children; he eventually supported more than 40 consorts. His intellectual commitments were no less demanding. He wrote more than 44,000 poems and thousands of essays. He was a musician (the qin, or zither, he used is in the show), a better-than-average calligrapher and an avid though not-so-hot painter. As a ruler he was thoroughly hands-on. He had a phenomenal memory for administrative details, signed off on every edict issued by his government and made more than 150 lengthy public relations tours of China, meeting, greeting and scrutinizing to keep provincial officials on their toes.
His interest in cultural history was both profound and pragmatic. He knew that for political credibility the Qing had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tradition. To this end he sponsored a project to have all surviving Chinese writing from the past assembled, copied and securely stored. The job took 300 scholars and 3,600 scribes 10 years to complete and filled some 4.2 million pages. As an act of conservation it was invaluable. At the same time, it allowed the emperor to survey China's literary history and edit it. He destroyed thousands of books he considered anti-imperialist, almost as many as he preserved.
He also amassed an art collection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aintings, ceramics, jades, textiles, pieces of furniture and metal objects, some of great antiquity, others brand new commissions. Among the more spectacular made-to-order pieces were religious objects, from solid-gold table-top stupas to a fancy-dress version of a Tibetan lama's ritual robe. Immodestly he had himself depicted in paintings as the bodhisattva of wisdom, Manjushri.
Court apparel was another big-budget item, with everything custom made and minutely coded to reflect hierarchical standing. The number of pearls in a consort's crown indicated just where she fell in the pecking order, as did the number of "eyes" in the peacock feather a courtier wore in his cap. The emperor was intensely sensitive to any breech of protocol.
The show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pointing out how the Qing, despite their assimilationist Chinese-ness, asserted their Manchu identity and imposed it on their subjects. Under their rule all men in China had to adopt a Manchu-style pigtail coiffure. Manchu women were forbidden to have their feet bound, an emblem of femininity among the Han Chinese elite. In couture, wide Chinese sleeves were out; narrow Manchu sleeves with flares were in, as were equestrian-style boots that reminded the Manchus of their distant nomad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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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2
回到心学，明王室大力提倡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辉的心学，清朝则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去腐蚀我们的民族，产生的后果的截然不同的。我们民族的传统文 化，之所以会被“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次运动所扬弃，让我们陷入一个没有文化的怪圈。是因为从清朝开始，满皇族就已经成功完成了对我传统文化的强奸和改 造，去其精华，留其糟粕，把一个焕发着动人光彩的美丽女孩蹂躏成一个丑陋的老太婆。我们的根，我们的心灵之源，在这里枯竭。我们曾经是一个创造了无数文明 的伟大民族，我们曾是多么的开放和自信：三宝太监征帆直至万里之外；关宁铁骑炸死奴酋的大炮来自欧洲友人；万历爷爷还把世界地图挂在宫中；天启朝沿用至今 的《大统历》在当时让西方教士为之折服。但是经过满族200多年的改造和扭曲，我们变得何等的愚昧、麻木、自闭。有清一代，邪教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 个时期，连续发生了白莲教九省大暴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拳匪乱。鲁迅先生笔下那中国人的劣根性，那阿Q一般的可笑又可怜，并非我们这个勤劳勇敢民族的本 来面目，而是历经满人200多年改造的结果。主流历史学家总是说：是我们同化了满族；而在我看来，是满族同化了我们。
反满，不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而是要用最炽热的爱国心去找寻我们的文化之根
我连篇累牍分析满族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要刻意煽动起对满族同胞的仇恨，而是想端正一种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纠正长期以来主流历史学家对我们的误导。
首先我们不应当煽动大汉族主义，不应当仇视和憎恨蒙古同胞。长期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刻意煽动起蒙汉矛盾，妄图在蒙汉边境挑起事端，危害 祖国的长治久安。不错，蒙古曾经侵略和屠杀我们，但是我们何尝没有屠杀过蒙古人。历史上两个民族在统治阶级的驱使下，互相残杀，不应该成为今天仇视的借 口。事实上，在满族“满蒙一家”的幌子下，蒙古同胞200多年所受的伤害，比我们更大。曾多么个性飞扬的蒙古文化，亦如雪飘零。而满人对天山北路准葛尔部 的种族灭绝，手段绝不比对汉人手软。
当然，我们更不能提什么血债血偿之类的P话，真要血债血偿，把满族人全杀了还欠几千万条命呢。对于满族的反动统治，满族人自己也是受害者，只是还不 曾意识到而已。我们汉族不比任何民族优秀，我们是世界民族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我们热爱和平，那些嚷着灭日平台，收复蒙古的战争狂人，我不认为他们爱国。 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是汉奸，是真正的汉奸，受雇于境外反华势力，专门宣传法西斯主义，妄图用战争搞乱中国，搞乱人类。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实际上我们不仇视任何民族，只是要寻找我们民族自己迷失的文化之梦。辛亥革命推翻了满人，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付出的代价一是保留了满式汉语即北京话为国语；二是满族人继续长期在文化领域享有广泛的影响和特权。
只要翻看北方一些人文大学的教授名册，你就会惊叹于满族人的数量为何是如此之多。清亡以来，满族学者和忠于满族主子的学者一直掌控着学术界的话语 权。谁他额娘的敢有不同意见，谁就去死吧。在一个满族论坛我看到一个在统计局工作的阿哥（他们男的一律自称阿哥，女的一律自称格格）提供的材料，是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公报》的内容：当年满族每万人的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是1652.2人，高于汉族的143.1十余倍；15岁以上文盲比例为 1.41%，远低于汉族的21.53%；专业技术人员比例17.21%，远高于汉族的2.21%。这个材料只能说明，满族人至今仍然扮演着文化贵族的角 色，江山虽然丢了，但是依然以天湟贵胄自诩，在文化领域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满清歌功颂德的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拍完皇上拍格格，拍完格格拍奴才，续一续二续三续四没完没了。搞得现在全国人民都以为那个 康熙雍正乾隆是什么好人，那个纪昀是清官。连小女孩都会拿着手绢给奶奶请安：“太后老佛爷吉祥”。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主流历史学家每次上课都要侮辱我 大明天子个个是昏君，歌颂他大清主子个个是好皇帝。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在亡国360周年之际，要大张旗鼓的搞什么清文化节了。
在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痛苦，会迷茫。可是大清帝国的遗老遗少们却在继续蹂躏着我们的文化，阻止我们的寻梦。解放后，满族学者罗常培长 期担任语言研究所所长，大力推广满洲话。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走上了与传统文化割裂的道路。很多老一辈的语文老师痛心疾首地说：“我们教小孩的发音全是错 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教，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
我们的文化之梦在哪里，首先落实在语言上，因为语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我们的根。网络兴起以后，人们普遍地爱说方言，爱看方言电视剧，总觉得 比普通话有味。“有味”只是老百姓的直观感受，那是我们民族不死的文化魂，是隐藏在心灵深处对传统文化的渴求造成的。南京是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南 京官话是大明帝国的官方语言，亲爱的朋友们，难道不能从家乡的语言里找回湮没数百年的民族之根吗？
做为一个中国人，在今天这信仰迷失的时代，自然需要一种依托。毛泽东思想已经走下了神坛，而新的民族信仰又无法确立。轮子功的歪理，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民对信仰的渴望到了何种程度，以至于只要有个信仰，就立刻去抓住它。
面对信仰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反满。我们这里说的反满，是反对那种愚昧、自闭、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化。我们的传统绝不是什么封建糟粕。从王阳明到黄梨 洲，多少代伟大的思想家可以给我们启迪。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充满着热烈和张扬个性的文化，是充满民主精神的文化。我们从大明朝丰厚的文化土壤里吸取着营养， 我们的心灵才不至于枯竭。我们看到了“血溅九庭”的不屈名节，我们体味了“事事关心”的学者良知，我们欣赏着吴中四子的风流惆怅，我们惊叹于江南女孩的大 胆真诚，我们祖先就是这样，他们绝不是满族学者们所形容的那样颓废委琐。
当主流历史学家又在宣传伪文化和封建道德的时候，我在心里默念着一万遍：你他额娘的去死吧！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文化，这文 化绝对不是什么长袍马褂，什么老佛爷吉祥，那是满族的专制主义糟粕。我们的文化来自明季伟大的启蒙思想，充满人性光辉的明季文学和艺术，那里是我们心灵的 归宿。
欧洲的近代民主，发端于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思潮。我们中华民族告别愚昧、自私、麻木的劣根性，走向民主和文明的明天，也只有从反满开始，从揭开历史真相开始，从伟大的文艺复兴开始。
(反清”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
反满，不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而是要用最炽热的爱国心去找寻我们的文化之根
我连篇累牍分析满族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要刻意煽动起对满族同胞的仇恨，而是想端正一种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纠正长期以来主流历史学家对我们的误导。
首先我们不应当煽动大汉族主义，不应当仇视和憎恨蒙古同胞。长期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刻意煽动起蒙汉矛盾，妄图在蒙汉边境挑起事端，危害 祖国的长治久安。不错，蒙古曾经侵略和屠杀我们，但是我们何尝没有屠杀过蒙古人。历史上两个民族在统治阶级的驱使下，互相残杀，不应该成为今天仇视的借 口。事实上，在满族“满蒙一家”的幌子下，蒙古同胞200多年所受的伤害，比我们更大。曾多么个性飞扬的蒙古文化，亦如雪飘零。而满人对天山北路准葛尔部 的种族灭绝，手段绝不比对汉人手软。
当然，我们更不能提什么血债血偿之类的P话，真要血债血偿，把满族人全杀了还欠几千万条命呢。对于满族的反动统治，满族人自己也是受害者，只是还不 曾意识到而已。我们汉族不比任何民族优秀，我们是世界民族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我们热爱和平，那些嚷着灭日平台，收复蒙古的战争狂人，我不认为他们爱国。 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是汉奸，是真正的汉奸，受雇于境外反华势力，专门宣传法西斯主义，妄图用战争搞乱中国，搞乱人类。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实际上我们不仇视任何民族，只是要寻找我们民族自己迷失的文化之梦。辛亥革命推翻了满人，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付出的代价一是保留了满式汉语即北京话为国语；二是满族人继续长期在文化领域享有广泛的影响和特权。
只要翻看北方一些人文大学的教授名册，你就会惊叹于满族人的数量为何是如此之多。清亡以来，满族学者和忠于满族主子的学者一直掌控着学术界的话语 权。谁他额娘的敢有不同意见，谁就去死吧。在一个满族论坛我看到一个在统计局工作的阿哥（他们男的一律自称阿哥，女的一律自称格格）提供的材料，是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公报》的内容：当年满族每万人的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是1652.2人，高于汉族的143.1十余倍；15岁以上文盲比例为 1.41%，远低于汉族的21.53%；专业技术人员比例17.21%，远高于汉族的2.21%。这个材料只能说明，满族人至今仍然扮演着文化贵族的角 色，江山虽然丢了，但是依然以天湟贵胄自诩，在文化领域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满清歌功颂德的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拍完皇上拍格格，拍完格格拍奴才，续一续二续三续四没完没了。搞得现在全国人民都以为那个 康熙雍正乾隆是什么好人，那个纪昀是清官。连小女孩都会拿着手绢给奶奶请安：“太后老佛爷吉祥”。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主流历史学家每次上课都要侮辱我 大明天子个个是昏君，歌颂他大清主子个个是好皇帝。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在亡国360周年之际，要大张旗鼓的搞什么清文化节了。
在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痛苦，会迷茫。可是大清帝国的遗老遗少们却在继续蹂躏着我们的文化，阻止我们的寻梦。解放后，满族学者罗常培长 期担任语言研究所所长，大力推广满洲话。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走上了与传统文化割裂的道路。很多老一辈的语文老师痛心疾首地说：“我们教小孩的发音全是错 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教，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
我们的文化之梦在哪里，首先落实在语言上，因为语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我们的根。网络兴起以后，人们普遍地爱说方言，爱看方言电视剧，总觉得 比普通话有味。“有味”只是老百姓的直观感受，那是我们民族不死的文化魂，是隐藏在心灵深处对传统文化的渴求造成的。南京是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南 京官话是大明帝国的官方语言，亲爱的朋友们，难道不能从家乡的语言里找回湮没数百年的民族之根吗？
做为一个中国人，在今天这信仰迷失的时代，自然需要一种依托。毛泽东思想已经走下了神坛，而新的民族信仰又无法确立。轮子功的歪理，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民对信仰的渴望到了何种程度，以至于只要有个信仰，就立刻去抓住它。
面对信仰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反满。我们这里说的反满，是反对那种愚昧、自闭、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化。我们的传统绝不是什么封建糟粕。从王阳明到黄梨 洲，多少代伟大的思想家可以给我们启迪。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充满着热烈和张扬个性的文化，是充满民主精神的文化。我们从大明朝丰厚的文化土壤里吸取着营养， 我们的心灵才不至于枯竭。我们看到了“血溅九庭”的不屈名节，我们体味了“事事关心”的学者良知，我们欣赏着吴中四子的风流惆怅，我们惊叹于江南女孩的大 胆真诚，我们祖先就是这样，他们绝不是满族学者们所形容的那样颓废委琐。
当主流历史学家又在宣传伪文化和封建道德的时候，我在心里默念着一万遍：你他额娘的去死吧！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文化，这文 化绝对不是什么长袍马褂，什么老佛爷吉祥，那是满族的专制主义糟粕。我们的文化来自明季伟大的启蒙思想，充满人性光辉的明季文学和艺术，那里是我们心灵的 归宿。
欧洲的近代民主，发端于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思潮。我们中华民族告别愚昧、自私、麻木的劣根性，走向民主和文明的明天，也只有从反满开始，从揭开历史真相开始，从伟大的文艺复兴开始。
(反清”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反清”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反清”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转自http://www.xici.net/board/doc.asp?id=25652⊂=52&doc_old=0&tid=11234
明朝，曾经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蛹在蜕变为成虫的时刻，是最脆弱的。罗马帝国虽然盛极一时，在由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化中，还是受不了野蛮人的冲击而崩溃。外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 样。宋明两代我国都有着成长为近代化国家的良机，但不幸的是，我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北方总有着虎势眈眈的游牧民族，伺中国多事便乘虚而入。就像蝶蛹历尽 千辛万苦快要变成美丽的蝴蝶了，却在最后一刻被麻雀啄去，怎不令人扼腕。
明季资本主义萌芽遍地生根，禁海令随着皇权衰微形同虚设，海外贸易蓬勃发展。阳明心学被思想启蒙者们改造发扬，否定君权、张扬人性竟成一时风气，已 与近代民主理论一步之遥。江南市民们在反对阉党的斗争显示出了一个新兴阶级的力量。假以时日，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要求，理论准备，群众基础都可具备，未尝 不能走上如欧美各国的道路。然而，在我们最脆弱，也是最充满希望的时候，几十万人的满族人杀奔而来，直杀得天崩地彻，山河皆血。最后一次近代化的强国梦， 也成镜花水月。
满族对我们的伤害主要是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上的伤害，这种伤害恶化了我们的民族素质，贻害至今
与成吉思汗不同的是，满皇族是一群纯粹的政治家。他们把专制制度的魔力发展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颠峰。之所以说绝后，是因为在当时落后的物质条件下，能 把专制体制推到这样的高度，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希特勒、斯大林和金no2都做不到，但是，大玉儿和多尔衮同志却做到了。
首先是屠杀，对于铁骑一到，立刻驯服的汉奸不杀；对于那些整天宣传中华民族一家人要联合灭日也不杀，而专门杀那些勇与反抗的硬骨头。我们当时 是一个充满血性的伟大民族，清兵所到之处，妇人童子都懂得与贼俱碎，以至于他们只好反复杀，连续不断地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京观遍野，万户鬼嚣。一个 1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只剩下5000万人口，杀掉的都是知书达礼的民族菁华，一个曾经多么刚强和激烈的民族，一个充满幻想的民族，从此永远地成为历史。 200多年后，当欧洲军舰轰开中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再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个美丽中国，而是一群佝偻、麻木、愚昧的东亚病夫。
光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经济上彻底摧毁中国，汉书读得半通不通的满人，愚信于2000年前的重农抑商，那还是地主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的经济政 策哩。于是在乱搞之下，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开花结果，就已凋零。在集权统治下，实行一种税收倒贴制度，财政每年向满人倒贴2000万两白银，200多年的统 治，等于和汉族签定了20多个《马关条约》。
当然这都不重要，因为从根本上来伤害我们的，是从语言、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彻底摧残，这种伤害是伤筋动骨，至今仍然为害至深。我为什么不恨蒙古人， 因为他们仅仅烧杀掳掠而已，在那个时代这很好理解，豪放的蒙古人对汉文化兴趣不大，也没有那么多改造她的心眼。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即使是敌人，也自然会 惺惺之情油然而生。从对蒙满两个政权的抵抗程度来说，也是明季要惨烈得多。蒙元代宋，近乎易姓改号；而东奴入主，却是真正的亡天下。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顾亭 林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其一生，都在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
我们先来说说满族对汉族语言的改造。被满族人习惯并改造的辽阳与北京地区的汉语取代了明朝以江淮次方言为基础的南京官话而成为全国通用语言。以西 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地区的汉语方言，也是古代中国的通用语言。“五胡乱华”之后，大批中原人迁往江淮地 区，此后，由于不断的战乱，中原人多次南迁，逐渐形成了江淮次方言区。而原先的中原地区，由于长期民族融合，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朝时，江淮次方言成 为全国通行的官方语言，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作为明代和清初的文化载体，江淮次方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长期以来的思维习惯和民族个性。毕竟，这是与与古代 汉语最接近的汉方言，即使说其蕴含着我们民族的精魂血脉也不过分。
这里要强调一下的是，一些满族学者撰文说：汉族不是“汉族”，而是一个以“五胡”为主体的混合体，所以汉族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想说的 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原先都使用拉丁语，民族概念十分模糊，直到近代确立了各国自己的民族共同语，才走上了民族觉醒的道路，这些同属日尔曼法 兰克王国的后代，才有了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明确概念。这种近代的民族概念本来就和机械意义的民族概念是两回事。南京官话在明季作为事实上的民族共 同语，若能借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东风从法律上加以确立，则汉族成长为一个近代意义的民族，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光大世界都是当然的。
可是满族入关以来，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由于生理特征和语言习惯的差异，往往学而不得法，并把满语的词汇和思维习惯大量带入汉语。现在日常所用的很多 词汇，比如“邋遢”（满语lete）、“马虎”（满语lahu）、“别扭（满语ganiu）”、“ 喝护”（满语hekur）、“裤裆”（满语kabudang）、“央告”（满语yangge）（《北京话里的满语词》爱新觉罗．瀛生）等等都是来自于满 语。与被满族改造的北京话相比，江淮次方言发音有尖团音的区别，这也是传统汉族语言丰富性的体现。而满族人舌头短，舌尖上翘，只能把团音发成尖音，并把这 一习惯传染到八旗铁骑所到之处。江淮次方言里保留的大量入声也被满族人发成阴平或者去声，使得本来用南京话读来朗朗上口的古典诗词，用北京话来读就诘曲聱 牙，甚至连韵也不押。对我们这样一个诗的国度来说，这严重影响了古典文学对汉人的亲和力。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汉语并非不能吸收外来语 言丰富自己的语汇和表达方式，在汉唐盛世，开放的中国就吸收了各民族语言来充实自己。然而这种吸收，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引进新鲜血液，而不是被强迫性的改造 与同化。满族化的汉语成为全国通行语言，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思想改造和精神扭曲的过程。经过一百多年，满族终于达到了目的。乾隆中期的中国人，越发麻 木、萎靡、自闭，与当时朝气蓬勃，如旭日初升的欧洲民族相比，中国已经陷入了没有根的困境，这个根是泯灭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化之根。对汉语的大规模同化， 满族人原非有意为之，然而其确实取得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血腥行为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是对被征服民族根的伤害。今天的许多黑人与印第安人尽管保 留着祖先的血统，然而却因为传统语言的丧失，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民族意识。我们从国内外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民族被迫失去本民族语言的巨大痛苦。
爱新觉罗．瀛生是满皇族，所撰的书里遗漏了北京话里最重要的两个满语词：一个是“您”，也就是“您老人家”的简称，在今天成为对领导的称呼。语言学 家俞敏先生曾经痛斥这个词的封建色彩和对人格平等权的伤害。而另个一词则是“奴才”，在清朝，被唤做奴才是无上的光荣，这种做法今天仍然被某些人沿用，满 皇族的这个变态创意对我们民族心理的扭曲可谓入骨三分。有人总喜欢批判说什么奴性是我们民族的本性，这何其荒唐。明朝臣子们皆以讪上卖直为荣，甚至发展到 行贿上书骂皇帝的地步。从明朝无数皇上和大臣们对骂的奏对来看，我们的民族那时是没有奴性的。即使在民间，父母官稍有不是，秀才们便赴学宫请愿，这样的民 主在今天也不可能有。读明野史，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铁骨，看到的是我们民族的傲骨。
接着说文化，出于一种对先进文化的恐惧和自卑心理，满族为了坐稳江山，在文化制度上实行空前的专制与压迫政策。首先是疯狂地焚书，改书和文字狱。康 熙二十六年颁布上谕：“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俱宜严行禁止。”（《大清圣祖仁宗皇帝实录》）然而这只是满族人空前的禁书运动 的开始，康熙四十年、康熙四十八、康熙五十三年朝廷多次下令禁书，并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 百。”（《大清律例》）此后，在雍正二年，乾隆三年，乾隆十八年，乾隆十九年，嘉庆七年，嘉庆十五年，嘉庆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和同治十年，满族 政权不下十余次的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书，查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及时间之长，都为世界文化史上所绝无仅有。主流历史学家常把清帝康熙与彼得大帝相提并论。 彼得大帝开办学校，简化俄文，开启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之后，才有了俄国民族文学的繁盛与世界声誉。而我们的康熙大帝，却厉行文化独裁，一生制造了如“庄 廷铣案”、“胡中藻案”、“戴名世案”等著名的文字狱。然而并非康熙一人，从顺治二年到光绪二十九年“苏报”案，满族人一共制造了190多起文字狱，数以 千计的人被处死、逮捕和流放。乾隆时期开馆纂修《四库全书》，更是中国汉族文化的一场浩劫，在这次世界上任何独裁政权都未曾做到的大审查、大删改、大烧毁 中，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加起来将近3000种。焚毁的书籍在10万部以上。这样的文化浩劫，却被主流历史学家襄赞为“千古盛事”。而 满族的这种文化专制，仅仅是针对汉族人的。对于汉族人来说的禁书，满清当局“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 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节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昭梿《啸亭续录》）；被当做淫词小说屡遭禁毁的《红楼梦》，其故事的插图公然 可以画在紫禁城的墙壁上。
其次是大兴理学，打击心学。可以说，明末黄宗羲所以能够写出《原君》这样开民主先声文章，与明季阳明心学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王夫之、黄宗羲、顾 炎武这些明季启蒙思想家们，都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明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改造基础上的。万历十二年神宗下诏 正式将王阳明从祀孔庙，表明了皇室对心学的支持态度。之所以有这种支持，与朱明皇室一贯的理想主义作风是分不开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大明皇帝极尽诽谤诬陷之 能事，而对清主子们拼命歌颂。清朝灭亡快100年了，他们还这样奴性不改。而事实上，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才让我们了解到了真正的大明天子。明朝内阁制的 发展，使得皇帝有成为一种维持平衡的象征性职务的倾向，这也为实现君主立宪提供了良好的过渡。可是清朝主子们则乾纲独断，军机大臣只是跪听圣旨的木偶。到 底是哪一种制度有利于民主革命的产生，有利益中国社会的发展呢？显然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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