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反清”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反清”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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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曾经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蛹在蜕变为成虫的时刻，是最脆弱的。罗马帝国虽然盛极一时，在由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化中，还是受不了野蛮人的冲击而崩溃。外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 样。宋明两代我国都有着成长为近代化国家的良机，但不幸的是，我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北方总有着虎势眈眈的游牧民族，伺中国多事便乘虚而入。就像蝶蛹历尽 千辛万苦快要变成美丽的蝴蝶了，却在最后一刻被麻雀啄去，怎不令人扼腕。
明季资本主义萌芽遍地生根，禁海令随着皇权衰微形同虚设，海外贸易蓬勃发展。阳明心学被思想启蒙者们改造发扬，否定君权、张扬人性竟成一时风气，已 与近代民主理论一步之遥。江南市民们在反对阉党的斗争显示出了一个新兴阶级的力量。假以时日，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要求，理论准备，群众基础都可具备，未尝 不能走上如欧美各国的道路。然而，在我们最脆弱，也是最充满希望的时候，几十万人的满族人杀奔而来，直杀得天崩地彻，山河皆血。最后一次近代化的强国梦， 也成镜花水月。
满族对我们的伤害主要是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上的伤害，这种伤害恶化了我们的民族素质，贻害至今
与成吉思汗不同的是，满皇族是一群纯粹的政治家。他们把专制制度的魔力发展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颠峰。之所以说绝后，是因为在当时落后的物质条件下，能 把专制体制推到这样的高度，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希特勒、斯大林和金no2都做不到，但是，大玉儿和多尔衮同志却做到了。
首先是屠杀，对于铁骑一到，立刻驯服的汉奸不杀；对于那些整天宣传中华民族一家人要联合灭日也不杀，而专门杀那些勇与反抗的硬骨头。我们当时 是一个充满血性的伟大民族，清兵所到之处，妇人童子都懂得与贼俱碎，以至于他们只好反复杀，连续不断地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京观遍野，万户鬼嚣。一个 1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只剩下5000万人口，杀掉的都是知书达礼的民族菁华，一个曾经多么刚强和激烈的民族，一个充满幻想的民族，从此永远地成为历史。 200多年后，当欧洲军舰轰开中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再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个美丽中国，而是一群佝偻、麻木、愚昧的东亚病夫。
光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经济上彻底摧毁中国，汉书读得半通不通的满人，愚信于2000年前的重农抑商，那还是地主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的经济政 策哩。于是在乱搞之下，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开花结果，就已凋零。在集权统治下，实行一种税收倒贴制度，财政每年向满人倒贴2000万两白银，200多年的统 治，等于和汉族签定了20多个《马关条约》。
当然这都不重要，因为从根本上来伤害我们的，是从语言、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彻底摧残，这种伤害是伤筋动骨，至今仍然为害至深。我为什么不恨蒙古人， 因为他们仅仅烧杀掳掠而已，在那个时代这很好理解，豪放的蒙古人对汉文化兴趣不大，也没有那么多改造她的心眼。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即使是敌人，也自然会 惺惺之情油然而生。从对蒙满两个政权的抵抗程度来说，也是明季要惨烈得多。蒙元代宋，近乎易姓改号；而东奴入主，却是真正的亡天下。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顾亭 林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其一生，都在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
我们先来说说满族对汉族语言的改造。被满族人习惯并改造的辽阳与北京地区的汉语取代了明朝以江淮次方言为基础的南京官话而成为全国通用语言。以西 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地区的汉语方言，也是古代中国的通用语言。“五胡乱华”之后，大批中原人迁往江淮地 区，此后，由于不断的战乱，中原人多次南迁，逐渐形成了江淮次方言区。而原先的中原地区，由于长期民族融合，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朝时，江淮次方言成 为全国通行的官方语言，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作为明代和清初的文化载体，江淮次方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长期以来的思维习惯和民族个性。毕竟，这是与与古代 汉语最接近的汉方言，即使说其蕴含着我们民族的精魂血脉也不过分。
这里要强调一下的是，一些满族学者撰文说：汉族不是“汉族”，而是一个以“五胡”为主体的混合体，所以汉族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想说的 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原先都使用拉丁语，民族概念十分模糊，直到近代确立了各国自己的民族共同语，才走上了民族觉醒的道路，这些同属日尔曼法 兰克王国的后代，才有了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明确概念。这种近代的民族概念本来就和机械意义的民族概念是两回事。南京官话在明季作为事实上的民族共 同语，若能借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东风从法律上加以确立，则汉族成长为一个近代意义的民族，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光大世界都是当然的。
可是满族入关以来，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由于生理特征和语言习惯的差异，往往学而不得法，并把满语的词汇和思维习惯大量带入汉语。现在日常所用的很多 词汇，比如“邋遢”（满语lete）、“马虎”（满语lahu）、“别扭（满语ganiu）”、“ 喝护”（满语hekur）、“裤裆”（满语kabudang）、“央告”（满语yangge）（《北京话里的满语词》爱新觉罗．瀛生）等等都是来自于满 语。与被满族改造的北京话相比，江淮次方言发音有尖团音的区别，这也是传统汉族语言丰富性的体现。而满族人舌头短，舌尖上翘，只能把团音发成尖音，并把这 一习惯传染到八旗铁骑所到之处。江淮次方言里保留的大量入声也被满族人发成阴平或者去声，使得本来用南京话读来朗朗上口的古典诗词，用北京话来读就诘曲聱 牙，甚至连韵也不押。对我们这样一个诗的国度来说，这严重影响了古典文学对汉人的亲和力。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汉语并非不能吸收外来语 言丰富自己的语汇和表达方式，在汉唐盛世，开放的中国就吸收了各民族语言来充实自己。然而这种吸收，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引进新鲜血液，而不是被强迫性的改造 与同化。满族化的汉语成为全国通行语言，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思想改造和精神扭曲的过程。经过一百多年，满族终于达到了目的。乾隆中期的中国人，越发麻 木、萎靡、自闭，与当时朝气蓬勃，如旭日初升的欧洲民族相比，中国已经陷入了没有根的困境，这个根是泯灭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化之根。对汉语的大规模同化， 满族人原非有意为之，然而其确实取得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血腥行为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是对被征服民族根的伤害。今天的许多黑人与印第安人尽管保 留着祖先的血统，然而却因为传统语言的丧失，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民族意识。我们从国内外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民族被迫失去本民族语言的巨大痛苦。
爱新觉罗．瀛生是满皇族，所撰的书里遗漏了北京话里最重要的两个满语词：一个是“您”，也就是“您老人家”的简称，在今天成为对领导的称呼。语言学 家俞敏先生曾经痛斥这个词的封建色彩和对人格平等权的伤害。而另个一词则是“奴才”，在清朝，被唤做奴才是无上的光荣，这种做法今天仍然被某些人沿用，满 皇族的这个变态创意对我们民族心理的扭曲可谓入骨三分。有人总喜欢批判说什么奴性是我们民族的本性，这何其荒唐。明朝臣子们皆以讪上卖直为荣，甚至发展到 行贿上书骂皇帝的地步。从明朝无数皇上和大臣们对骂的奏对来看，我们的民族那时是没有奴性的。即使在民间，父母官稍有不是，秀才们便赴学宫请愿，这样的民 主在今天也不可能有。读明野史，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铁骨，看到的是我们民族的傲骨。
接着说文化，出于一种对先进文化的恐惧和自卑心理，满族为了坐稳江山，在文化制度上实行空前的专制与压迫政策。首先是疯狂地焚书，改书和文字狱。康 熙二十六年颁布上谕：“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俱宜严行禁止。”（《大清圣祖仁宗皇帝实录》）然而这只是满族人空前的禁书运动 的开始，康熙四十年、康熙四十八、康熙五十三年朝廷多次下令禁书，并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 百。”（《大清律例》）此后，在雍正二年，乾隆三年，乾隆十八年，乾隆十九年，嘉庆七年，嘉庆十五年，嘉庆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和同治十年，满族 政权不下十余次的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书，查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及时间之长，都为世界文化史上所绝无仅有。主流历史学家常把清帝康熙与彼得大帝相提并论。 彼得大帝开办学校，简化俄文，开启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之后，才有了俄国民族文学的繁盛与世界声誉。而我们的康熙大帝，却厉行文化独裁，一生制造了如“庄 廷铣案”、“胡中藻案”、“戴名世案”等著名的文字狱。然而并非康熙一人，从顺治二年到光绪二十九年“苏报”案，满族人一共制造了190多起文字狱，数以 千计的人被处死、逮捕和流放。乾隆时期开馆纂修《四库全书》，更是中国汉族文化的一场浩劫，在这次世界上任何独裁政权都未曾做到的大审查、大删改、大烧毁 中，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加起来将近3000种。焚毁的书籍在10万部以上。这样的文化浩劫，却被主流历史学家襄赞为“千古盛事”。而 满族的这种文化专制，仅仅是针对汉族人的。对于汉族人来说的禁书，满清当局“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 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节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昭梿《啸亭续录》）；被当做淫词小说屡遭禁毁的《红楼梦》，其故事的插图公然 可以画在紫禁城的墙壁上。
其次是大兴理学，打击心学。可以说，明末黄宗羲所以能够写出《原君》这样开民主先声文章，与明季阳明心学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王夫之、黄宗羲、顾 炎武这些明季启蒙思想家们，都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明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改造基础上的。万历十二年神宗下诏 正式将王阳明从祀孔庙，表明了皇室对心学的支持态度。之所以有这种支持，与朱明皇室一贯的理想主义作风是分不开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大明皇帝极尽诽谤诬陷之 能事，而对清主子们拼命歌颂。清朝灭亡快100年了，他们还这样奴性不改。而事实上，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才让我们了解到了真正的大明天子。明朝内阁制的 发展，使得皇帝有成为一种维持平衡的象征性职务的倾向，这也为实现君主立宪提供了良好的过渡。可是清朝主子们则乾纲独断，军机大臣只是跪听圣旨的木偶。到 底是哪一种制度有利于民主革命的产生，有利益中国社会的发展呢？显然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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