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日 星期日

Little Ice Age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The Little Ice Age (LIA) was a period of cooling occurring after a warmer era known as the Medieval Warm Period or Medieval Climate Optimum. Climatologists and historians find it difficult to agree on either the start or end dates of this period. Some confine the Little Ice Age to approximately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mid 19th century.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minima, beginning about 1650, about 1770, and 1850, each separated by slight warming intervals.


For this reason, any of several dates ranging over 400 years may indic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Little Ice Age:

* 1250 for when Atlantic pack ice began to grow
* 1300 for when warm summers stopped being dependable in Northern Europe
* 1315 for the rains and Great Famine of 1315-1317
* 1550 for theorized beginning of worldwide glacial expansion
* 1650 for the first climatic minimum

In contrast to its uncertain beginning, there is a consensus that the Little Ice Age ended in the mid-19th century.

让瓮安那团火点燃我们心中的激情 杨恒均

Tuesday, 8 July 2008 7:07:24 AM

让瓮安那团火点燃我们心中的激情/杨恒均
作者:杨恒均

国人心中都有一团火,特别是年轻人,火烧得还相当旺。大多的情况下,这火是怒火。2008年,这团火来势凶猛,最早应该是被青藏高原那把火点燃的,随即又有了席卷全球的奥运圣火,可谓火上加火,一发不可收拾,等到CNN和那个好莱坞演员遇到火头上,弄出了燃眉之急;到地震救灾,还有钓鱼岛保卫战,怒火中显出了爱心,至于到最近贵州的那把火,则更让人怒火中烧!

回顾过去几个月,在举国震怒、年轻人都被怒火烧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我无疑是扮演了救火员的角色,向这些被愤怒弄得熊熊燃烧的年轻人身上泼冷水。不过,火不但没有扑灭,倒经常性地弄得我自己火冒三丈。正如一位年轻貌美的留学生质疑我的:我们爱国,有什么错吗?你们这些好像还生活在过去的知识分子自己缺少了激情不说,还来对我们冷嘲热讽、百般阻扰,难道我们爱国也爱错了吗?

爱国自然没错,而且我也不想再讨论怎么样爱国这个老生常谈。今天我倒要反思她话语中的“你们这些缺乏了激情的知识分子”这个意思。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她有道理。你问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是什么,其中主要一条大概就是激情了。年轻人激动不已的爱国也许爱错了,但中国知识分子们冷静地爱国显然缺乏了激情。

和冯崇义博士推出了一篇《明年起步,三年成就民主宪政》,文中论述中国百年宪政之路走到今天,条件其实已经烂熟,知难行易,如果大家一起推动,困难和障碍并不可怕。这篇文章贴出后,后面出现了很多跟贴,察看这篇跟贴,让我很吃惊。吃惊在哪里?吃惊在几乎没有人反对要中国必须走宪政民主之路,更没有人说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可是在说到什么时候实现时,几乎没有一个同意我们的三年说,问他们几年能够实行,却都悲观得不得了,让人觉得我们这几代都死绝了,还没有希望。说到理由则几乎是千篇一律:反对的人太强大,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

拿此文和知识分子朋友磋商,他们也是完全赞同中国一定会走上宪政民主,也同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一提法,可说到时间表,就都莫测高深地摇头晃脑起来了。问他们几年,也说不清楚。最后问急了,却蹦出一句,那得看北京。于是又问,我们这么多人都认为可以,为什么不提出点什么,促进一下。答曰:没用,得看北京。

让人郁闷得很。这些缺乏了激情的知识分子,显然比不上那些怒发冲冠的年轻人,那些愤青也许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他们却有勇气和激情去冲自己认为是错的东西发怒,冲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加油。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在他们明明知道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还在冷眼旁观,故作镇定。他们忘记了连普通百姓心中都有一团火,忘记了如果他们都认为要等上二三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才能够在北京某一个人点头下走上宪政民主的路,那么,现在即使有那么一位想成就伟业的北京伟人,也会望而却步。而他的却步是怯于知识分子的冷漠和消极。至于说到宪政民主何时到来,我相信,有了前苏联东欧的例子,没一个人敢真正无知到推出时间表。等到民众心中那团火都烧了起来,等到知识分子的激情也被点燃的时候,就会倏然而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预测到苏联和东欧的变化。

当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该充当灭火队员的时候,义无反顾,可是,每一次面对这些熊熊烈火,即便自己不被点燃,也应该让思考升温了。特别是最近那场西南边烧掉了办公楼的大火,我就不信还不能点燃你心中的激情?这真是可悲得很,我们的知识分子眼看着愤青、年轻人,现在到了中学生都烧出了一团团的火,怎么还不能激情一下?!

至于什么样的激情,我想,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那应该是一种追求爱的激情,一种追求民族进步和国家富强的激情,以及对抗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不合理制度的激情。

等到我们的知识分子也都能够充满激情的时候,星星之火,就真地可以燎原了。年轻人也就看到了引路的火把。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我国宋朝初年,太祖赵匡胤在太庙寝殿夹室立了一块绝密誓碑,高八尺,阔四尺,用销金幔覆盖,室门深锁,下令日后太子继位,都先须跪读誓词,读时只许一个不识字小太监陪伴在侧。一百六十年后,金兵南犯,帝京失守,太庙门洞开,好事者走到碑前一看,见到誓词三行,一行说“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另一行说 “子孙有渝(违背)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宋朝文人范仲淹、司马光、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无一不曾经忤逆权贵,也无一不得善终,就是因为宋室国策和中共不同。

日本韩国为何会从对中国尊崇敬慕到鄙视厌弃

日本韩国为何会从对中国尊崇敬慕到鄙视厌弃

From being respected and admired to being despised and disgusted.
The reversal of attitudes of Japanese and Koreans towards China.
《对网络上疯狂仇韩现象的分析与批判》(作者:杜车别)

On the network frenzied hatred Korea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现在网络上论坛里,反韩是很流行的风潮,看看一些帖子,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不了解历史的人,如果看了这样的景象,多半以为在历史上朝鲜(韩国)一定对中国犯下侵略屠杀的滔天罪恶,所以现在的一些中国人心里才会郁积起对韩国民族(朝鲜族)这样歇斯底里的仇恨与厌恶,他们对日本似乎都没有这样的仇恨。
Now on the Internet forum, Anti-South Korea is a very popular trend , look at some of the posts,the extreme hatred expressed towards the south Koreans,can only be the hatred between blood enemies. On any of the post concern Koreans,is always full of vicious,mean,sacarcastic mocks.To any on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history,would have been thinking that in the past,Koreans people must have done terrible things to chinese,like massacre,or even genocide.this kind of histterical hatred and disgusts towards the Koreans,

当然,说起来,这些疯狂仇韩的人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就是韩国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抹除历史上中国对其民族文化影响的倾向,甚至把许多源自中国的文化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或者说成是朝鲜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一些人憎恶韩国的理由!

But really speaking,those who intensely hate Koreans,have their reasons.what is the reasons?korean has a strong tendency,which is to wipe out chinese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Korean culture,to the extent that,claming culture originate from china,to be their own heritage.this is why chinese hate Koreans.

但在我看来,韩国人现在这么做,是值得充分同情和理解的;而现在这些拼命煽动反韩情绪的中国人倒不过是愚昧可怜,不知自我反省的小丑!

To me,I fully understand,and feel sympathy for Koreans;for those those who try their best to stir up anti-korean sentiments,are the real hopeless clown.

中国如果是这样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彻底批判满清政权罪恶,甚至反而对满清歌功颂德,那么这样的中国本就没有资格以历史上中国文明的继承者自居!更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把一些中国文化当作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行为说三道四!If china refuse to look history in the eyes,
and refuse to critise the evil of Manchurian regime,or do the opposite,instead praising the Manchurian,than,china as such,do not deserve to inherit the historical chinese culture.if other countries are claimi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ir own,just let them do it.
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这些国家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现在的疏离,厌恶,这个问题是值得许多人好好反思一下。这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纯粹是因为国家实力消长,贫富变化那么简单。
Historically,korea,and japan,used to respect,even worship china ,but have turn to alienation,disgust,have we chinese,ever give it a good thought?

韩国(朝鲜)、日本在历史上确实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

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到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巨大影响,梁启超有过这样的评价:“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再比如明代产生的王阳明的心学(简称王学),同样对日本近代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

至于朝鲜所受明代中国的恩惠与影响,以及和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更不消说了,葛兆光说: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 ’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1]

至于对万历出兵抗倭援朝,朝鲜人更是刻骨铭心,感激不已,“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
(1598) 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廷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
‘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复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2]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

“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
‘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廷廷,外攘夷虏
’。”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一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廷文人都无言以对。”
[3]

那么日本和朝鲜对中国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又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满清!

就拿日本来说,尽管在万历时期,发动了侵朝战争,甚至想进而侵略明朝,但这不过是因为不过实力膨胀导致一时野心勃发而已,就如同中国历史上也有充满野心想 ***或吞并天下的人物一样,但当时日本对中国在文化上的尊崇仰慕,对明朝中国人的尊敬甚至崇拜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而并非如葛兆光认为的那样从万历日本侵朝战争开始,日本在文化上开始与中国离心的倾向。

这也可以从如下的事实得到证明,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的第一章中说“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4]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 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
‘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
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5]

还有一些事情,也能从侧面说明日本人对清廷中国的态度,“就连日本人也常常试探清人的反应,说在理学方面,清国人崇拜陆稼书很自然,虽然‘吕晚村(留良)
卓识,盖出陆(稼书)之上,然吕,明代人,非贵朝之人’,于是,清人柳桥只好尴尬地承认说,吕留良‘归我而不臣,故书籍,我朝弃禁而不观’,所以他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陆稼书为‘道学第一’。见《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二,页101。”[6]

这段对话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这个说话的日本人很客气,但骨子里对清廷中国鄙夷不屑,已经是透露无遗了,清廷推崇的陆稼书,在这个日本人看来其实是二流货色,而他所尊敬的佩服的吕晚村(留良),则是“明代人,非贵朝之人”。讥讽意味之强烈,今人读之尤觉其锋芒。

还有一则资料也很能说明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

宇野哲人(1875-1974)1906年来华后,又在1912年1月来华。他来华参学,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此人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

“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然而他看见满清统治下的现实中国,不得不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7]

至于朝鲜对满清统治后的中国,鄙夷态度就更为鲜明了。这种鄙夷态度同样是与国家实力消长无关,同样是即便在满清所谓鼎盛时期,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就已经格外强烈。

还是来看下葛兆光文中的大段记载“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不仅是朝鲜的官员士人在上书进言中表达着对清皇朝的愤懑和屈辱,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家也在表达着对这个新宗主国的轻蔑和鄙夷。在朝鲜当时对明清之际历史的记载中,尽管李玄锡《明史纲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祯十七年(1644),把崇祯去世、北京陷落和顺治元年当作明代的终结,这好像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汉谦进呈李玄锡《明史》的时候,却在稿末说明李玄锡编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这种不承认清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笔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一1773)《明书纂要正纲》就直指李玄锡的做法有不妥,他将明史从明太祖写到永历十三年
(1659); 赵彻永《续明史》也纪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即清军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在序中看出,他相当重视华夷之说,并站在南明的立场上,以南明为‘我朝’,以清廷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续史略翼笺》也同样把明史写到永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开说,‘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国’。此外,李锡佑(宪宗、高宗时人)的《芊园家势续通鉴》二十三卷(记宋太祖至明永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纲目》之第十卷(记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都不认同1644年顺治元年作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标志却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统政权。所以,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鲜奉清正朔百馀年后,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南明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 ’,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复亡已经百馀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8]

这类记载不胜其引,更详细的可以看我文后对葛兆光长文内容摘录的附录。

看了以上这些内容,再来看当时朝鲜人所发的“明朝之后无中国”的议论,或许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怍中华”[9]

不过真是应该庆幸,金钟厚说“明朝后无中国”是几百年前的朝鲜人所发的议论,否则的话,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恐怕早就扣了下来了。现在这是朝鲜人说的话,你总不能把这说成是“大朝鲜族主义”吧?

其实从朝鲜对待明清中国态度的变化,我倒觉得朝鲜人还是很有些骨气的。他们态度并不因为某个政权武力强弱而改变,并不是说某个政权武力强大了,就对其倾慕崇拜赞叹,主动依附,而某个政权武力衰弱了,就对其鄙视厌恶不屑。恰恰相反,明朝即便武力衰弱的时候,甚至明朝灭亡了,他们对明朝的感情依然深厚,甚至过了一两百年都没有淡化;而清政权的武力再强大,他们内心始终对其充斥鄙视厌恶。这样一种态度,足够那些欺软怕硬,趋炎附势,遇见强大的就去巴结讨好,遇见弱小的就去欺凌嘲笑的民族或个人羞愧无地了!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及满清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个土地或许还存在,中国这个名称或许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中国文明的核心其实已经从这个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说句刻薄话,在满清馀毒未消的情况,这种观点也确实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朝鲜人即便在清廷的时候,其实还是强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明朝中国的尊敬,绝不否认历史上中国尤其是明朝的中国对自己的帮助和恩德,甚至不断强化这种感情和敬慕;为什么现在的韩国却连这种感情都不存在了呢,连明朝对朝鲜帮助都竭力淡化甚至抹杀了呢?甚至连历史上中国的对朝鲜诸多文化上的影响也试图竭力否认,而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呢?

我不是韩国人,所以无法知道确切答案,但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恐怕还是和中国本身有关系。

在清廷的时候,尽管朝鲜对满清充满鄙夷厌恶,但在潜意识里其实还是把这个政权同中国,同汉族区分的很清楚的,骨子里还是认为终究有一天,汉人能够重新奋起,推倒满清政权,正本清源,恢复中华文明传统。这从如下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年),朝鲜国王为了平息那些对满清政权愤怒已极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当有深意的话: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0]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他们厌恶鄙视满清,甚至认为“明朝后无中国”,但是对历史上中国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国的尊敬,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还浓烈依旧。

但到了满清统治结束之后,他们反现自己鄙视的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相反自己原来尊敬崇拜对象,在中国却被丑化侮辱的体无完肤。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那个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这还是满清屠刀淫威不存下的情况;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我们这么尊敬的人,在中国,在汉族人已经摆脱压迫的情况下,还是被丑化的狗屎不如,那么我们还继续尊敬下去,还承认当时中国人对我们的帮助,那只能说我们自己太下贱了吧。

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

以上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基于情理的推断,但也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可以这么说,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肆意践踏蹂躏,任意批判否定;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历史任意丑化污蔑;既然中国自己这样喜欢践踏蹂躏自己,喜欢丑化污蔑,还拿什么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来尊重中国自己?

明朝万历崇祯皇帝本来在朝鲜一直是被歌颂纪念祭祀的对象,而中国人自己却将其丑化的极度不堪,也就无怪乎现在韩国人对中国只有鄙弃厌恶,没有基本的认同了。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这样下贱,这样喜欢自虐,这样把值得歌颂尊敬的英雄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把侵略屠杀自己的暴君禽兽歌颂膜拜的中国,得到其他国家(如韩国)这样的待遇,那只有活该两个字,居然还恬不知耻去嘲笑指责韩国人的行为,真是脸皮厚如城墙,真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但我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要想让中国重新真正得到周边国家的尊敬,要让中国文化所蒙上的层层污垢彻底洗去,重放光芒,要让现在的中国能如明朝的中国那样得到其他民族发自内心的倾慕向往,那就必须,第一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二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三还是严厉批判满清。

否则这样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不尊重自己文化,这样一个膜拜侵略者屠杀者的民族,即便一时实力上升了,强大了,那也只能象满清一样,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惧,骨子里的厌恶鄙视!

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
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8/0503/article_8746.html

媒体口罩与中央眼罩 邱立本

媒体口罩与中央眼罩/邱立本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14日 转载)
亚洲周刊邱立本

化解管治危机须从中央做起,从中宣部做起,拿下媒体的口罩,才能拿下中央的眼罩。 (博讯 boxun.com)
<推荐:月费起价$4.99,免费大陆回拨号码、任选美、加电话号码.点击这里加入有5美元折扣>



二零零七年岁暮,中国最可以被「戏仿」的「年度风云人物」是那只传诵一时的「华南虎」。它的照片被登在数不清的刊物上,不断在网上被传阅、下载,它的「虎纹」不断被抚摸和戏谑。

一名陕西农民所拍的「华南虎」照片,被当地政府肯定为真实并加以宣传,但其后却被网民揭发与年画上的「华南虎」完全一样,比对每一根虎须和每一条虎纹,证明是弄虚作假的闹剧。

但网民却摸不准权力的「虎须」。地方当局坚持自己没错,也不愿意澄清。但那幅还挂在网上和广大人民心中的「华南虎」照片,却成为政府公信力流失的见证。

公权力的公信力流失,正是当前中国「管治危机」的?结。广州警察在街上杀死医生案,却是「苛政猛於虎」,比「华南虎」更可怕。事件发生后,与遇害医生一起的朋友证人被广州公安当局「控制」了九十小时,而之后媒体就陷入「失语」的状态。

当胡锦涛向中国的地方诸侯提出警告,要化解「管治危机」之际,他其实在提醒中国权力阶层的「信息危机」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的关头」。多少与民众利益及政府威信息息相关的事件,都被锁在一个黑盒子_堙A「以国家的名义」,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剥夺老百姓的知情权,到最后也剥夺了中央政府的知情权。

学者的研究指出,很多地方上发生的民怨及灾难,都被地方当局隐瞒,让中南海和胡锦涛蒙在鼓_堙C「经常是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央政府还不知道」,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前不久对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就提出这样的警告。

这也使中共党中央有一种焦虑感和无力感。北京百姓调侃说,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地方诸侯跋扈,使中央有鞭长莫及之叹。

但中央的权力之鞭,其实是「自我切断」。近年来中宣部对各地媒体控制之严,绞杀之烈,皆强於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昔日可以让各地媒体实施「异地监督」,如今被中宣部明令禁止。当年广州的《南方周末》可以对广东以外的贪污腐化及官员滥权加以深入的调查报道,而上海及其他省市又可以对广东的不法事件加以调查,客观上落实了前总理朱?基对媒体责任的期许:「群泷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改革尖兵」。

今日中央政府「鞭短」之痛,其实源於「口罩」之祸。党中央让全国媒体戴上了「口罩」,也使党中央戴上了「眼罩」,看不到全国真相。

这也使中国政治出现「信息结构不对称」之弊,中央决策者对现实的状况都不能充份掌握,不断被诸侯「忽悠」(蒙骗),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信息链,也形成一个陷於「管治危机」的决策链。

要化解管治危机,就必须从中央做起,从中宣部做起,拿下全国媒体的口罩,才能拿下社会与中央的眼罩;让民众享有知情权,才能让中央享有知情权。

邱立本Asiaeditor@gmail.com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web 2.0 离我们有多远

博客首页 | [天明杂记]首页

* 杂记>>

web 2.0 离我们有多远
开张第一帖
博客分类 > 随便说说
天明杂记 > 杂记
web 2.0 离我们有多远
成文日期:2008-07-28 20:30:54 更新日期:2008-07-28 20:33:34 点击:23
2287

大约在2004年的时候,看过一些电脑杂志上的文章,说web2.0时代就要到来了。小编们兴奋的谈论着web2.0这个概念将会给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潜在的无限商机。

web2.0 大概是一个商业概念而非技术概念。传统的门户网站,由网站编辑纂稿并发布信息,大量用户集中到门户网站浏览访问,这个可能就是web1.0。而新的信息发布和浏览模式,web2.0,是由用户建立个人网络空间,并把信息发布出去,连接到互联网的用户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也就是说,每一个互联网络用户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典型例子就是blog。记得在2001年9月,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网友在自己的blog上及时发布了手机照片和第一手新闻,使得blog声名大噪。

时至今日,对于网友来说,这个概念已经不陌生了。时下有很多web2.0概念的网站,比如维基百科 (wikipedia),MySpace,FaceBook,digg等等,已经吸引的大量的用户。Flickr和YouTube加入到web2.0的行列中来,使得互联网上的信息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声像俱全,也使得信息的种类,数量大大增加。这些信息共同特点就是,它们是来自网络的最基本,也是最广大的使用群体:网民。

也许web2.0体现了互联网的最大特点:平行网络,网上的单元都是对等的(不包括技术不对等带来的网络权限差别)。所以个人感觉,这也是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90年代初,互联网在国内发展的早期,有一个比较诙谐的说法: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就是互联网单元对等的非书面表达。

然而web2.0在中国国内的发展及其缓慢,甚至出现过倒退的情况。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内用户无法使用维基百科。不单单是维基百科,所有用户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的网站,都受到了审查,过滤甚至封锁。国际上比较出名的web2.0网络服务提供商,都难以进入中国,或者是进入了中国,要把服务器设立在国内,并专门打造顶级域名为“.cn”的“中国特色”版。比如google.cn,yahoo.cn或者是 myspace.cn。而这些网站,本来直接都有对简体中文的支持,而没有必要重新设计一个“.cn”版。

一项互联网服务要“进入”一个地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讽刺的说法。互联网设计的初衷是战备,战争中通讯线路如果被毁坏会使信息完全封闭。如果通讯线路设计成网状,一条线路失灵,信息可以改换其他线路。理论上讲,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是不存在信息盲点的,也不存在信息“进入”之说。但是,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并非真正意义的“互联网”。

中国国内的网络,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局域网”,这个局域网与互联网之间,只有一个信息线路:海底光缆。而在国内“局域网”和“互联网”之间,有庞大的 GFW:一个专门用来信息审查,过滤和封锁的巨大防火墙。国内的网络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也就有了网络服务商要“进入中国”这个听起来有点古怪的说法。表现在国内,就是有大量的网站被封锁,比如wikipedia和YouTube,还有就是,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blogger。可以这么讲,国内的网民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上网”过。

中国互联网之所以是这样的古怪结构,跟国内对信息的发布权的绝对控制有关系。国内信息发布的结构是金字塔型的,从上层的“宣传部”到下层的各个报纸,书刊,电视,广播,杂志和网站,都统一到这个信息金字塔中。上层可以控制整个社会信息发布的动向,达到“万众一心”的效果。比如,上层一个动向,叫做“三个带表”,整个社会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和杂志就都会纷纷带起了表,直至社会方方面面的最末梢和最细节:一家屠宰场墙上的粉刷,“用三个带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web2.0的出现正是对这种信息发布权绝对控制的挑战。所以必然在国内步履艰难。这就是国内网民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blog被封,或者是常去的网站上不去了。然而互联网的对等性注定了绝对控制互联网是不现实的。好像汛期的潮水,无法防堵的。大量的新闻是通过论坛和博客网站,而不是官方媒体发布出来了,而很多新闻与官方的宣传导向不一致甚至相悖,这就给信息控制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仍然有效控制信息。

于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一批人诞生了:“网络评论员”。他们还有一个网民给与的别名:“五毛”。

“ 五毛”对于一部分网民并不陌生,据说在中国有几十万之众,实仍“人海战术”的再现。他们在网上以网民的身份发帖,实为官方媒体在网络上的群众演员。他们的雅号据说有这样的来源:发一个符合舆论导向的帖子会得到五毛钱的薪酬。配合着时时在网络上用搜索引擎查找关键词,寻找“不良言论”并及时封锁网络或删帖的网警,他们似乎真的做到了,在网络上成功的控制信息导向。

据说前些日各大论坛铺天盖地的反CNN的言论帖就是他们的杰作。在这里不是评论反CNN这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要不要声援抵制CNN是网民自己的选择。而戴上各种面具混迹网络的“网络评论员”们打着网民的旗号统一舆论的做法实在不齿。

“网络评论员”,成为了web2.0时代的到来与信息专控制度相冲击下的深具“中国特色”的历史产物。

web2.0时代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中国网民真正可以登陆互联网的时代离我们有多远?真正可以自由自主的获取信息的时代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明代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转贴]明代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文章提交者:大海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
  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ZF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ZF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ZF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7-25 18:04:20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2 楼

文章提交者:大海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7-25 18:15:01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3 楼

文章提交者:大海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ZF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ZF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7-25 18:18:35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4 楼

文章提交者:大海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7-25 18:20:26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5 楼

文章提交者:大海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
  (1)重学 (2)借资 (3)格物穷理之学(4)度学(5)数学(6)视学 (7)吕律学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ZF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
  (1)《勾股义》(2)《圆容校义》(3)《浑盖通宪图说》(4)《泰西水法》(5)《几何原本》(6)《坤舆全图》(7)《简平仪》(8)《浑天仪》(9)《天问略》(10)《同文算指》(11)《敬天实义》(12)《畸人十篇》(13)《七克》(14)《自鸣钟说》(15)《望远镜说》(16)《职方外纪》(17)《西学或问》(18)《西学凡》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

  (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3)合用分方分圆尺(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5)规矩(6)有两足规矩(7)三足规矩(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10)画铜铁规矩(11)画纸规矩(12)作鸡蛋形规矩(13)作螺丝转形规矩(14)移远画近规矩(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16)螺丝转母(17)活锯(18)双翼钻(19)螺丝转铁钳
  
  (四) 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

  (1)柱分长柱 (2)短柱 (3)梁分横梁(4)侧梁(5)架分高架
  ……
  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
  
  
  (六) 列举动力二十九种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
    ……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 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满清其实是极其愚昧和残暴的,他们的确继承了中华文化,但继承的是中华文化中最愚昧、最落后、最保守、最腐朽的糟粕,文字狱、君主绝对专制、重农抑商、限制海外贸易这些在明朝中期以后已经被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彻底抛弃的垃圾被满清掺杂了奴隶制的野蛮思想之后加以强化,而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汉唐文化中那些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格物致知、敢于创造、以民为重的积极思想没有一样被保留下来,请问,这是不是历史的倒退??明朝末年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思想家在满清一代后继无人,明朝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的市民民主运动和学者民主思潮到了满清鸦雀无声,满清三百年"万马齐黯究可哀",需要龚自珍出来大声劝"天公重抖擞" 了,请问这是不是历史的倒退??当时西方的海外贸易和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连俄罗斯的农奴制帝王彼得一世都知道仿效西方实施改革,所谓的康乾盛世算什么东西??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7-25 18:26:24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6 楼

文章提交者:大海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7-25 18:36:13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7 楼

文章提交者:大海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明朝末年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思想家在满清一代后继无人,明朝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的市民民主运动和学者民主思潮到了满清鸦雀无声,满清三百年"万马齐黯究可哀",需要龚自珍出来大声劝"天公重抖擞"了,请问这是不是历史的倒退??当时西方的海外贸易和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连俄罗斯的农奴制帝王彼得一世都知道仿效西方实施改革,所谓的康乾盛世算什么东西??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7-25 18:40:44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8 楼

文章提交者:pc的情人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还原历史,就知道近代我们为什么落后。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7-25 18:46:20

永历祥兴举省殉,国难向来蜀难先

四川大地震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作为一个四川人,我在灾区采访时深深为此诗后半句感动,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印证了我们民族在危难时刻的众志成城。

  那么,“川人从未负国”说的又是什么呢?也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把MSN签名改为“永历祥兴举省殉,国难向来蜀难先”。上周我在报社的地震采访会上简略地解说了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在此把相关的史料转载于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历史上的侵略战争是当时游牧部落上层贵族为夺取土地、人口、金钱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使各族下层人民均经受了多年的死亡与痛苦,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予以谴责。抵抗一方在反对强大侵略者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此次四川大地震中军民所体现出来的血脉传承之精魂,中华民族应该代代珍存。目前蒙、满、汉三兄弟民族已经融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我们应该分外珍惜通过流血、纷争、融合的历史而形成的新中国,而不应因为正视历史而曲解史实。

  南宋祥兴:举省殉国

  公元13世纪,蒙古骑兵扫荡欧亚大陆,中国未能幸免。南宋朝廷在联合蒙古灭掉世仇金国后,发现自己成为了蒙古贵族下一个征服的目标。当时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是一个武装抢劫集团,他们在欧亚大陆屠杀任何与之接壤的民族,从而获取大量奴隶人口和财富,花剌子模、黑衣大食等古国因为此次侵略战争而永远消失在地球表面。

  在经历了先秦至13世纪千余年的发展后,南宋时的四川省成为全中国最富庶、文明的省份之一。人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当时的四川出产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在全球最早出现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院,出过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失去四川,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税收和兵员来源,南宋政府因此在四川组织了最激烈的抵抗。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巩固上流。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在山城防御战中最著名的城市是合川钓鱼城,这座城市孤城独守36年,在南宋灭亡后还继续抵抗多年,并且击毙蒙古大汗蒙哥,扭转了欧亚战争格局。

  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四川军民通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彻底让蒙古贵族放弃了把耕地变为牧场这一可能让汉族亡国灭种的政策。蒙哥之后上台的忽必烈汗,是元代历史上的明君,他采取了许多在贵族集团强大压力下依然施行的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比如大批任用汉族官吏,按照前朝典章制度治理社会等。

  正是在四川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后,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会轻易在屠刀下屈服,夺取政权后,只有不分族群地善待人民才有可能坐稳皇位。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并未体察到他的用心,因此没有多长时间便在南方各族激烈的反抗中丢掉了江山并逐渐衰落。

  南明永历:举省殉国

  由于南宋末年经历的大屠杀,四川省在明初时依然只有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全省大部分国土已经恢复成为动物的乐园,其时有旅行者在从前的城池中看到虎豹成群结队出没。

  为了恢复人口,朱元璋大幅度提高湖广赋税,并用军队强迫百姓前往四川落户,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自此开始,我家的祖先便是在这次迁徙中进入四川的。

  经过明代200多年的恢复,四川人口有所恢复,但到崇祯时也不过区区310万而已,与南宋的1290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于清军在四川反复追剿张献忠、李自成义军余部,这310万人口至康熙初年已经损失了90%以上,再度沦为元代的千里无人烟的状态。

    保路运动:成就辛亥革命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将已经由民办的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随后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四川人民强烈反对。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府州县相继建立分会,入会者达数十万人。至8月下旬发展为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封闭铁路公司,命军警开枪打死请愿群众数百人。次日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民众奋起反抗,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进而在四川全省发展为反清大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一个事实是,清廷在镇压保路运动过程中将武汉守军悉数调往四川,这是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

  川军抗战:壮士一去不复还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年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多!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带病出征的四川军阀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将军曾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刘湘在全国各大军阀中,抗日做的是最决绝的一个。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川军就请缨抗日,当年9月1日,川军从安顺场出发,历时41天到达上海前线,防守“四行仓库”等一线阵地,拉开了川军抗日第一战;

  1937年11月22日,川军开赴太湖阻击日军,20多名战士深入敌后,身绑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台湾出版的《一寸山河一寸血》记录说:川军1937年初夏步行出川北上抗日(从秦岭出川)。很多军人只有两件单衣,一双草鞋。一路上无有任何补给,但经历了北方严寒的考验,不得以还抢了阎锡山的军库,以补充补给。当时国军主力都不愿意接纳军纪涣散,素有双枪将(土枪+烟枪)之称的川军。最后李宗仁收留了川军。川军未及休整就投入了台儿庄战役,承担了正面阻击日寇的重大任务,其作战英勇另各部正规军刮目相看。川军也承受了巨大损失,有一个师几乎拼光。当时师长打电话给李宗仁,说给我们川军留一点种子吧。李宗仁当时知道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快合陇,因而不同意。师长也坚决服从命令,最后全体官兵阵亡。

  八年抗战,回川者寥寥。在成都,每年清明市民都群起祭祀抗战川军,祭品大多是一碗汤圆。这里有一个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了!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 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静环等川剧艺人…… 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 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几乎每个县都阵亡上百人

  在新中国建国后,我国经历了两次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即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为与印度、越南接壤的西南地区中心城市,成都的军分区第一个承担了派兵作战的任务。小时候每到清明,我和同学都会在学校组织下去县里的烈士陵园扫墓,在碑文上,我看到了我们县大量在这两次作战中阵亡的烈士名单。据后来认识的一个越战老兵告诉我,在这两次战争中,四川几乎每个县都阵亡了上百人(当时重庆还未划出,四川约有220个县)。

  罗列少量殉国军人名单,以作纪念:

  麻栗坡英灵名单烈士姓名生前所在部队籍贯牺牲时间潘相安35206部队59分队四川安岳84年4月28日吾尔尔且35215部队73分队四川昭觉县81 年5月22日吴伯祥35215部队73分队四川西昌81年5月22日黑哈旦35207部队59分队四川昭觉84年4月28日李光文35214部队四川西昌 1982年2月谭孟年35207部队四川会理县84年4月28日杨正科35206部队四川会理县84年6月28日罗平 35206部队40分队四川成都84年7月21日江绪强35206部队四川德阳84年7月12日孙守华35205部队四川璜县84年5月19日;……

  对印自卫反击战相文浩7971部队战士四川乐至62年11月牺牲鄢登勇7972部队战士四川简阳62年11月牺牲晋朝福7975部队战士四川简阳62年牺牲 吴洪良7971部队战士四川乐至62年11月牺牲 鄢家发7971部队战士四川简阳62年10月牺牲倪邦海7979部队副班长四川乐至62年11月牺牲刘祖积7971部队战士四川乐至62年10月牺牲王云超7979部队班长四川乐至62年10月牺牲 张信华7979部队副班长四川乐至62年10月牺牲王再清7979部队战士四川乐至62年11月牺牲熊兴民四川长县82年因公牺牲 杨相军36923部队战士四川宜宾82年2月牺牲 魏存良36923部队战士四川宜宾82年2月牺牲 阿加福36923部队战士四川什祁82年2月牺牲 ……

  “川人从未负国”,此言确实凿凿!

未普:从袁崇焕被千刀万剐 看当权者的愚蠢和民众的狂暴

从袁崇焕被千刀万剐 看当权者的愚蠢和民众的狂暴 作者:未普


】三月中旬西藏发生了一场动乱,至今余波荡漾。中国大陆一向安于现状的沉默的大多数,忽然变成狂暴的大多数。这些狂暴的人们,对一些不同意见者,用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和暴力行为,进行围剿和攻击。《南方都市报》长平因一篇关于西藏的理性文章,被攻击为卖国贼;奥运火炬传递手金晶因不赞成抵制法国超市家乐福,被说成是汉奸;而家乐福因法国总统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而受到广泛抵制和冲击。

今天的这一幕,叫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明末抗清主帅袁崇焕被千刀万剐时,崇祯皇帝的愚蠢和北京民众表现出来的盲动和狂暴。每逢想到那段历史,笔者心中总是哀痛不已。西藏事件引发的骚乱,和几百年前那个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事件相比,似乎并不搭界,但两者之间,却有几点令人匪夷所思的相似之处。

第一,当权者犯了错不肯认错。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招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首领皇太极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70%的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群英会蒋干中计,一个老少皆知的三国故事,崇祯焉能不知?但他是皇帝,皇帝怎能中计?中了计又怎能承认?

对于西藏3.14事件的处理,西藏第一把手张庆黎,显然也是犯了错不肯认错。他在3.14之前,激化了矛盾,失职渎职,是有据可查的。如果这发生在一个资讯透明的开明社会,当权者及时认错并妥善处理,大规模骚乱应当可以避免。但一向主张对西藏实施严厉手段,强迫藏人把中共当成活佛的张庆黎,和他的上级胡锦涛,怎能认错?中共领导人除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从来没有认错的习惯。

第二,当权者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愚弄民众。崇祯是皇帝,皇帝说袁崇焕是汉奸,是卖国贼,百姓焉有不信之理?而痛恨袁崇焕的大臣和太监们,无不顺着皇上的意思,推波助澜。他们把袁崇焕是汉奸的谣言重复几遍,耳语一番,谣言就变成了真理,真理就传遍了天下。

在西藏事件中,中共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指称藏人有组织有预谋地搞打砸抢,搞藏独。但中共公布的西藏真相,有两个明显的疑点。其一,中共当局绝口不谈 3.14以前发生了什么。其二,在3.14之后,中共急忙把涉外媒体赶出西藏,显然是想要掩饰什么。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从3月10日到14日,僧人在寺内和平请愿,被军警殴打逮捕,是激发藏人愤怒的原因。

第三,被愚弄的民众丧失理性,变得异常狂暴。崇祯决心把袁崇焕用千刀万剐的办法处死,以永远掩饰其愚蠢。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被刽子手一刀一刀剐死的那一天,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惨烈的一天,也是一向骄傲的北京民众最糊涂、最耻辱的一天。那一天,大约有近万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

今天,大陆民众被政府选择性报导的西藏及其相关事件,激发了异常的愤怒,愤怒得丧失了理性。有人反对抵制家乐福,人们就说要剥了他的皮;有人赞同藏人的权利,人们就要他“去死吧”。有人在家乐福搞打砸抢,有人要攻击法国驻华领事馆。这种狂暴,和当年北京民众的狂暴相比,有多大区别呢?

袁崇焕死后仅十几年,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崇祯吊死在煤山,明朝亡了。崇祯为他的愚蠢,北京民众为他们的狂暴,付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代价。今天,中共要为其西藏政策,民众要为其狂暴,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英法联军为何焚烧圆明园

英法联军为何焚烧圆明园
作者:jsxw 日期:2008-05-10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象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象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象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明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可耻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滔天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象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概。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 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 “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在前不久美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满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

满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象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满清王朝的两百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烦琐小事,只要看起来象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公平的说,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的把 “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理由在于:国际法并不因为它是国际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当然正确,它同样需要证明,同样需要我们去批判,而证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标准之上,我们才可能既判断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观念和行为是否错误,也证明国际法的标准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甚至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需要由一个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标准来加以证明,通过这样层层递进,我们将会到达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用以证明国家所有观念及行为是否正确的基础。因此,更具体的说,要对“天下一统”观念及“磕头外交”的行为进行批判,需要最终深入到有关国家与个人(而不是“人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层次上,需要解释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需要实际上去分析整个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远不是那些肤浅的道德批判就能办到。这里只是提及而不赘述。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的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满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厚颜无耻的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从圆明园苍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 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当时英法正与清方谈判《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隐去。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着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皇帝的那种感觉似乎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每天为生计奔波,只盼望能有一个平安的日子。在专制极权制度之下生活的人们毫无任何尊严可言,他们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并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们成群结队闯进已无人守卫的皇家禁苑,带走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他们的行为被说成是“盗贼”,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圆明园以供淫乐的行径却是被冠冕堂皇的宣布为全国人民的崇高道德责任,今天把圆明园说成艺术精萃、辉煌瑰丽,皇帝的行径自然就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话。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皇帝为了他所认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却是以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为代价,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还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那是中国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这样惨痛的损失永远也无法弥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场代价最为昂贵、同时又最为无聊的战争。

正如蒋廷黻教授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那样:“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

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不仅是民国,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自问,我们现在的所谓民意与咸丰时代又有多大区别呢?

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对圆明园的财宝也作了极尽夸张的描绘,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某种垂涎的神态,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终生享用无尽的财宝,岂容他人染指。至于谈到圆明园的艺术成就,即使它被吹嘘成“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等等,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筑,所谓宫殿楼阁、亭台碑碣、桥廊水榭均为清代风格,较之中国古代如唐宋时期建筑,已经是一个大的倒退。更何况后来又新建了大同小异的颐和园,就更没有什么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园区的规划和布置中,各景区特点过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筑,往往不能和自然风光相调和,破坏了整个园林的风格。特别是圆明园中的西藏建筑和长春园中的欧式建筑,更是十足的败笔。再说圆明园中的欧式建筑,全都属于洛可可风格。这种在十八世纪演变形成的建筑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尺度和质感完全淹没在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当中,没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一个颓废的流派,艺术价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纪国际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对此类建筑从来就不屑一顾,甚至拒绝参观,说明它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卑下地位。不过,它却深得皇帝喜爱,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个人好恶理所当然要演绎为时尚。于是,清代的艺术风格流行着同样是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形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潮流。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怎样,比起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圆明园实在算不了什么。对圆明园的大肆渲染和对国土沦丧的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同样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满清王朝灭亡的前兆——读于右任先生文章有感

[原创]满清王朝灭亡的前兆——读于右任先生文章有感
文章提交者:飞花剑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近来,国内网上流传民国时跨越政学两界著名学者于右任的一篇文章——《亡国三恶因》,于右任列有三点大清必然会灭亡的原因。于右任先生的《亡国三恶因》发表于《民立报》上,全文百余字,至今已近百年,如今重读此文,深感当年于右任之远见卓识,确非常人所能及。好在文章 长,现录全文如下,以供人们分析研究。
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以上于右任所说三点,非常具体而清楚地说明了清王朝灭亡的原因。其实不只是清王朝,任何一个政权,无论他多么貌似强大,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点,决不会逃出灭亡的命运。
第一,说的是老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象。老百姓为什么贫穷?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家与民众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日夜不停地盗卖国家资源。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
第二,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社会制度却把好人变坏。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实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
第三,说的是腐败政权只能用卖国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才会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外人"指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起好处;"霄小"指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于右任从以上三点看到了一个政权必然灭亡的趋势,结果被他说中了,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繁荣昌盛的满清"盛世"就轰然倒台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君子见微而知著。如果不能根据一些现象而分析出时局的走势,知识分子也就徒具"知识"之名。鼠目尚有寸光,动物尚能在大难来临之际有所警觉,现在一些号称有知识的"饱学"之士,眼睛只盯在利益上,想到的就是自己一家人的幸福安逸,甚至连"鼠目寸光"都不能做到,连动物本能都不具备,就更不用说象于右任一样为时局把脉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有些东西你越是想得到,就越是得不到。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甚至为了一点利益出卖人格良心的人,为独裁者唱赞歌,到头来不仅得不到想要的利益,还会把自己搭进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同样,当政者迷恋特权,以为只要牢牢掌握暴力和谎言,就能使江山永固,子孙万代永享奴役别人的幸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得到接受民众审判的下场。
于右任是清朝举人,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长江大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先后任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务。内战后随蒋去了台湾,1964年去世。80年代有人写文章,说于右任是让蒋逼着去台湾的。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会是真的,于右任大智大慧,料时局如所亲见,于民族危亡之秋挺身而出,置一身而系天下之安危,实为社会之大贤。后来读书人与之相比,能不有愧?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3-21 14:31:43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2 楼

文章提交者:铜雀台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于右任大智大慧

2008-3-21 14:35:28

文章提交者:腊肉大王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快了啊

2008-3-21 14:43:03

文章提交者:LethalWeapon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快了

2008-3-21 14:51:56

文章提交者:公民!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何其相似!

2008-3-21 14:58:01

文章提交者:思明洲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也是预言.

2008-3-21 15:04:18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8 楼

文章提交者:引而不发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无出其右

2008-3-21 15:05:04

文章提交者:清静深处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这就是檄文!


2008-3-21 15:11:30

文章提交者:佩刀书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快了,不出五年必亡!

清朝统治中国300年的秘诀大解密

[原创]清朝统治中国300年的秘诀大解密
文章提交者:yangwangbiko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少数的清朝满族人如何牢牢控制比他们人口多百倍的汉族居民,我总结几个秘诀:

1。物资控制。对待统治下大多数普通民众,满清贵族懂得一个古老的经验,“譬如养鹰,饱则飞去,饥则搠人”。所以,想办法让民众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是一个最好选择。人民成天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就无暇且无能去思考权利和反抗之类事情,而且上层掌握的多余资源因此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某些时候,上面想让谁活下去谁才可以活下去,有利于控制。

2。思想控制。用一个上层阶级确定的,有利于维护稳定的等级结构的“正确”思想来规范统一民众的思维,既把自己标榜为道德与真理的化身,又防患未然,改造大多数人的思想,预防有反抗特性的个别人去想到去反抗这件事。

3。社会控制。形成一种民众之间互相牵制的社会格局。暗中鼓励下级斗下级,民众斗民众,只要斗争不发展到暴力或者失控程度,这种矛盾越大,上层的权力就越加重要,就越是决定下级民众之间斗争胜负的关键。还可以在平时就削弱民众之间的信任,就算遇到共同的被外族压迫的处境,也不能团结起来反抗。以前汉人对少数民族实行‘以夷制夷’,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
还一个同样的‘以华制华’。

4。人格控制。鲁迅说,强者向更强者拔刀,弱者向更弱者拔刀。健康人格应该是遇强不卑,遇弱不亢。而满清贵族巧妙培育一种风气。谁更能昧心去欺负弱者,谁更得到实际好处,谁更可能被提拔。这样可以逐渐形成一种奴隶人格,对上无限谄媚,对下无限跋扈,把从上面受到的气发泄到下级身上,可以稳定官员的情绪,有利于统治秩序从上而下的稳定。并且把这种人格通过官员得到好处的示范作用,尽量扩展到大多数人身上。即使不当官,大多数人在不同时候,总有强弱区别,总能找到弱者去欺凌。而一旦谁养成了这种人格,就不会有反抗的威胁。因为他们已经认为以强欺弱是天经地义,自己遇到强者的时候,他们也会最快屈服。既然没有人能比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满清政府机构更强大,所以对政府的服从是最彻底的。。

除了奴隶人格,还培养一种流氓人格,同样通过暗中操作,造成厚黑水平高,无耻行径多的流氓实际上生活比普通人得势的社会格局。流氓人格扩散的结果是民众之间更加缺乏信任和团结,越来越把他人都看成流氓。由于没人会相信流氓的话,而是只相信自己的利益判断,所以人们更加难以团结。

5。政治控制。不允许任何非满清政府控制的政治组织存在,让民众极度缺乏自我组织与政治竞争经验。以有组织对无组织,胜算在哪边是明显的。

6。军事控制。培养一个对满清完全忠诚的军事打击机构,就是八旗军。给于这个机构特殊待遇,让所有成员不用工作也可以享受最好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成为满清不问是非,只懂服从的打手。

7。信息控制。尽量限制同其他文明社会的交往,减少民众的比较心理。没有比较就没有优劣,这样才可能塑造中国仍然是世界中心,天朝大国的幻想,让民众满足已经拥有的现状。

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严密控制下逐渐产生的怪物。 而现在中国的任务,就是逐渐肃清这些遗毒,建设一个人格健康的社会。






文章提交者:wwjjff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楼主不可胡思乱想!呵呵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9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樓主鞭辟入里,將滿清分析得極為透徹。

如果上帝依然隱退,是否允許國民堅此百忍,奮勵自強,在歷史中竭力自我救贖,爭取自己想要的,人一般的生活?如果不能享有安寧、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國民向上天索取圣人或英雄,又有什麽意義?真的會有嗎?如下的祈求,已經一百多年——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一種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爭取民族共榮;
一種信仰——憲政主義信仰,爭取民權共生;
一種力量——社會主義力量,爭取民生共享。

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為民前鋒,公意是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13 6:28:38编辑过]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9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貓是那種恩怨分明而心胸狹窄的小人。小人得志,而這小人又比較聰明和暴躁的時候,中國就有大難了。

關於貓對於中華傳統文明的毀滅這一說,我倒是要為他辯誣的:貓的行為,不過繼承了滿清惡意改造儒家文明的奴性教育的余緒,但從結果而言,卻是利用虛無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暴力愚昧的強力方式為中國清除了很多累積已久的陰毒。怎么說呢,可以理解為,貓在客觀中下了一劑瀉藥做了一次切割,中國文明雖然自此羸弱不堪,但被滿清異化的偽儒家思想也讓人看清了真面目,變得不再擁有市場和人心。

2008-4-13 6:23:04

文章提交者:ma3595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大清就是政治流氓社会,而且遗毒至今!

2008-4-13 6:29:07


文章提交者:修地球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咱后清的真实写照

2008-4-13 6:32:41

文章提交者:abcd4906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世界在进步,民主在飞跃,如果清朝生于当今社会,我看生存不足一年!

2008-4-13 6:34:05


文章提交者:红布蒙了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我后清

2008-4-13 6:47:12
文章提交者:公平何在745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历史在重演

2008-4-13 6:48:41

文章提交者:路漫修远125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后清权力能够极富生命的原因是:权力层们团结起来,相互渗透,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封住百姓的嘴,刮分百姓的财,互肥自肥

2008-4-13 6:50:17

文章提交者:xu123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为啥电视上总是连绵不断的清宫戏,什么他妈皇上阿玛格格的,换一个频道出来一堆,躲都躲不了,
总算知道原因了

2008-4-13 7:00:54

文章提交者:每尽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西方,这样的政府属于非法政府,所以西方人看东方象怪物

2008-4-13 7:01:46

文章提交者:PKPM总代理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讲的有些道理,跟现在辫子戏横行有一比

在一场政治博弈中,日本被人当枪使了,谁是最终的受益者?

在一场政治博弈中,日本被人当枪使了,谁是最终的受益者?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2007-12-06 16:20
回复

文二少爷 在上文中提到:
厘清第一枪意义十分重大。毫不夸张的说,楼主的这篇短文将开创中日战争历史研究的新纪元。这不仅仅是努力还原历史真相(这也是历史探讨的题中应有之义)的学术研究范畴,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认识谁才是把中国拖入战争深渊的罪魁祸首,谁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我们不仅为楼主的严谨治学的学术风范而赞叹,更敬重楼主的密切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深郁情怀。-------居功至伟-------鼓掌者众-----持续3分钟-----------------


来自大陆正式出版的官史。白纸黑字,言之凿凿。
1、日本皇军是大恩人,大救星!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来北京,与毛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2007-12-06 19:14
回复
来自大陆正式出版的官史。白纸黑字,言之凿凿。
2、你们有功呀,我们不要你们赔偿!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2007-12-06 19:15
回复
4、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2007-12-06 19:16
回复
5、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毛:“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毛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 1961年1月24日)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原文无损史料的个别字眼有调整)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2007-12-06 19:17
回复
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 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 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 击,要想办法扩充八 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 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 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 拖,。。。──———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自《国共纷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庐山七月三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批 判彭德怀,毛泽 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82页。
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 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1959.8.17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抗日战争:掉进了“苏联陷阱”

王晓阳
做稳奴才,是理想;唱高调,是“爱国贼”、反日义和团的法宝;而我,工作说鬼话屁话官话,博客说点人话,戳穿皇帝新装,是调节



搜狐博客 > 王晓阳 > 日志 > 反反日————关注民生比反日急迫10000倍
2007-12-06 | (修改稿)抗日战争:掉进了“苏联陷阱”
标签: 中日 战争 真相

[3句核心]:1,前提:我们可以勇敢地去牺牲,但绝不能愚蠢地被利用。
2,过程:无耻的苏联人,把中国当枪使,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3, 结果:中国人成了挡箭牌,学雷锋充当“国际黄继光”去了。
(以上3个核心是分析整个抗日战争所要明白的第一要务)
(矛头指向止于苏联,任何要求我在现阶段把指向进一步说明的人,都将被我视为不怀好意。)

抗日战争:掉进了“苏联陷阱”
苏联人能够与德国、日本签订秘密条约,把战争祸水引向中国等国。为什么中国不能与日本签订秘密条约,把日军祸水引向苏联?
中国人一来自卑,二来以前被欺负怕了,三来阶级斗争思想残留太重,所以搞到现在,整天看谁都觉得好象亡我之心不死。比如谈到抗日战争时,中国人首先下个定义:日本把侵略中国当成其头号大事。其实,中国的砝码恐怕还没有那么重。中国人被田中奏折里的话整怕了,现在发现田中奏折是苏联人伪造的了,可是已经晚了,“日本人肯定想先灭中国”的自虐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其实,当年日本的野心岂止是灭一个中国,他的野心大着呢,他想侵略中国,苏联,朝鲜,新加坡……他想侵略的国家多了。中国只是日本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根本不适合作为其野心的第一对象。也正因如此,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把日本这屎盆子楞抢过来扣自己头上,让千百万中国公民丧失宝贵的生命!让中国历史走向一个最差的结局!
为什么我们不能争取让日本去侵略苏联?让两个无赖打仗不是更好?等他们两败俱伤了,我们再来收拾局面有什么不好?那时候或许能像当今那些爱国贼粪青叫嚣的“打/到/东/京/去”也未可知。
下面举例说一下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苏联陷阱”的重要一环

既然大家对卢沟桥事件感兴趣,那么我就来写写这个。其实,在上文《中日战争:让我们彼此少说一些谎话》(后改名为《可喜!中日历史学者都在进步》中,我是随便拿卢沟桥上第一枪举例的。

很多人认为卢沟桥上谁开第一枪不重要,是因为他们天然地以为:不是国军,就是日军。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么探讨卢沟桥上谁开的第一枪,确实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否则,为什么那么多学者,中国的,日本的,俄国的,都在研究卢沟桥事变第一枪的来源?否则,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学者们拿77事变当成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我质疑过77事变作为抗日起点,认为应该往前一些,但我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

现在,我们来简单研究卢沟桥事变到底谁开的第一枪。



2,卢沟桥谁开的第一枪的4种版本

A,苏联间谍版本。我上文中已经说过:根本没有田中奏折,所谓“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满蒙……”根本就是无耻的苏联人编造出的谎言,目的是激化中日双方(这与目前某些人故意挑起反日情绪完全是同样用意的阴谋)……当时,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有两种可能,一为“北进”,即攻打苏联,二为“南进”,即向南侵略中国。根据与德国的协定,日军北进侵略苏联的可能性比较大。

苏联人担心什么,希望什么,不用我分析,大家也知道。于是狡诈的苏联人派出很多间谍前往中国,与某些中国人一起,在各种场合制造事端,试图激化中日矛盾。在卢沟桥,苏共的阴谋得逞了,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地引导了日本陆军中的一些日本粪青,将祸水引向了中国。

B,共军版本。据说日本在天津的特务机关长茂川秀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交往密切,他曾经向日本方面供述他参与了共产党混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开枪造成混乱,试图挑起中日战争。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据说,延安中共在卢沟桥事变几小时后,就发布了《告全国人民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考虑到当时通讯的不发达,以及中共反应过于迅速,许多人更加相信是共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但是,只是猜测。

C,日军版本。这个版本居然也出自上一版本的茂川秀。他在1946年以战犯身份接受审判时的情形: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在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D,国军版本。据一些当时在宛平城用棉被堵窗户的人回忆:当时混战,很可能是国民党士兵由于痛恨日本人,在双方发生摩擦后,先开了第一枪。
3,几种版本的可能性分析

苏联间谍版本最让人痛心,因为它说明日军被苏联一步步引向了中国,中国人民也陷入了此后越来越深重的苦难中。

共军版本,我不做评价。大家自己去琢磨。

日军版本,说明日本陆军中的那些日本粪青把日军拖向了中国战场,害了日本,也害了中国。

国军先开第一枪的说法最让人兴奋,因为它传达出中国政府军主动打击外国驻军,不管外国驻军是否“合法驻扎”。但这种版本的可采信程度最低,很遗憾。


4,是谁开了第一枪非常重要

当我们分析了上面4个版本以后,就发现分析是谁开了第一枪,未必是个“根本不重要”的问题,相反,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是日军或国军先开的第一枪,那么,确实就“并不重要”了:

如果是日军开的第一枪,那我们必须应战。

如果是国军开了第一枪,我们一定要叫好。

但如果是苏联间谍开了第一枪,我们就是被愚弄了,被利用了,被老毛子当枪使了。如果是苏联间谍或者其他间谍先开了第一枪,从中挑起事端,将原本要“北进”的日军这股祸水引向了中国,把中国人民拖向全面战争的深渊,那他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仇敌。所以,你能说“谁开第一枪不重要”吗??????????????

可能会有人跟我抬杠说:“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骨气,就是不让日军去打苏联,我们就是要把日军拖在中国,搞他个玉石俱焚,我们中国人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愿意让我们的人民去送死。”那倒也算。可是,如果我们不是主动地牺牲,却是被苏联人及其盟友利用了,被人家当枪使了,胡里糊涂去给人家充当挡箭牌,学雷锋充当“国际黄继光”去了,你不觉得自己是个白痴、傻瓜,被人羞辱、愚弄、利用了吗?

我们可以勇敢地去牺牲,但绝不能愚蠢地被利用。

所以,谁还能说搞清卢沟桥第一枪不重要吗? ????????



多说几句与现在有关的:

应当让更多的中国百姓免受战争劫难,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进行廉价的、讨好某些利益集团的、假装很有民族大义的无风险表演。他们成为了某些利益集团转移视线的帮凶。

现在,仍然有一些爱国贼粪青空口喊抗日,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就是我给他们的评价:“无风险表演”。

你知道当年军国主义的日本,现在已经进化为一个民主国家了吗?

民主的日本,与专制的朝鲜,古巴,以及专制复辟的俄罗斯,哪个更该反?

反民主,不反专制,爱国贼大脑何在?用心何在? (此处的“反民主”,不单单包括“反民主国家”,还包括其他……)
我们唯一的目标,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至于你想进行廉价的无风险表演,哪凉快哪呆着去。

进行无风险表演的爱国贼,是真正的汉奸。历史已经证明,未来将继续证明,爱国贼是一群没有头脑的、只想做稳奴才的人,他们为虎作伥,是祸国殃民的帮凶。

日本算个屁,反日分子屁都不如。目前有人利用“反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国内矛盾,遮挡“反腐”民生的重要性。

关注民生比反日急迫10000倍——这是我所有“反反日”文章的出发点。

(关于对本篇博文的部分评论,以及我的回复,我刚刚贴了《就《苏联陷阱》一文与博友对话》一新博文,点击可看)

真话国全国统一撒谎办成立

本博讯:真话国全国统一撒谎办成立

作者:董桄福 2008-03-30 17:16:03 发表于:博客中国







鉴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天降大血,华南虎患,城管打人,艳照临门,饺子长毒,台湾大炫,以及西藏大杂院等猪多马多牛多的事件,闹得全世界沸沸扬扬,风风雨雨,莫衷一是,莫名其妙,应接不暇,心惊胆颤……世界各地吃饱了撑的和吃不饱饿的争议人民纷纷要求了解更多事实真相。虽然,我真话国在伟大的整国呛声党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做出极大努力,炮制了不少真相,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转移视线法,爱理不理法,声东击西法,王顾左右而言他法,打压法,驱逐法,作秀法…… 等等昭告天下。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评价说:"真像!"

这是对我们的无比良善的用心的怀着深仇大恨的怀疑,我们脆弱的心灵遭受朔风苦雨的摧残,我们很生气,问题很严重。我们难受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遭遇,而是这些怀疑和质问严重伤害了真话国的公信力。但是,苦于难以启齿的原因,我们又不能放开行问菜饭自由——为了保证用餐者健康成长——真相往往是残酷的,不利于心脏的正常跳动。我们也不能让老是寻找真相的狗仔队进入现场——未经清理,安排不妥,对记者们就是不负责任,出了问题可是对不起人家哟,人家也是娘生父母养的哟——请体谅我们发自内心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奈之下,真话国整样办公厅,国武院经过充分烟酒,不得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哦耶!特别组建成立真话国第一家全国统一撒谎办公室。这是世界性的创举。超英赶美自是不在话下。

本办公室以统一口径,统一言辞,统一发布任何需要向真话国民及世界人民发布的撒谎内容和真话内容为己任。

本办公室由现任崴脚布发言人莫须有先生负责主持日常撒谎事务。

特聘胡编乱造叫兽作为专家组组长。(胡叫兽曾在半个世纪前创造亩产十八万斤粮食的记录,放了全世界最大的卫星,至今还在外宇宙运转着。这一纪录至今宇宙人民无人能挑战,可谓是超级宇宙英雄。撒谎办成立以后渴望有人能够打破这一纪录。胡叫兽经常感到"高处不胜寒",又感到无对手的孤独。我们也借此机会帮助叫兽找到挑战者。)

技术方面由胡作非为女士担纲,出任总监一职。(胡女士武艺高强,撒谎造诣世界先进,全国一流,三包服务——包圆满,包像样,包麻醉效果。一直以来其精纯的洗脑业务和欺瞒本领就是世界热爱撒谎的人民学习的榜样。在我真话国中粉丝无数,也愤死了无数。她能将死的说成活的,小的说成大的,生的说成熟的;最重要的,真的说成假的,而又把假的粉饰成真的……一句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欺上瞒下……如此这帮的本领鬼神皆惊。阎王尤惧。这一次受邀担纲撒谎办技术总监,肯定可以为真话国立下汗马功劳。长我真话国志气,灭"真相族"威风。

本办公室常年媒体合作:(*^__^*) 嘻嘻TV,心花网,全国各地鸡冠报,各地任命广播电台。

常年法律顾问:我的地盘我做主先生(该先生名字较长,是"人治民族"难得的酱菜,具有大家风范。被称为常胜将军,只用一招就可让对方闻风丧胆:找死啊,你!告诉你,我就是法律!)

本办公室常年办公地址:任何发生问题需要掩盖真相的地方。
本办公室电话:您拨的号码正在通话(欢迎24小时以外拨打)。

2008年3月30日星期日(张耀杰推荐)

--------------------------
原载《博客》

  总有一种力量因网络而强大,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充满希望。

来源:大话时政 >> 总有一种力量因网络而强大

时间:2008-7-26 17:36:45 评论 1 条 查看评论
  在2006年12月16日,美国《时代》周刊创世纪地将“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选为“年度人物”一年半之后,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宽带网民数达到2.14亿人,跃居世界第一位;截至7月22日,CN域名注册量以1218.8万个全面超过德国.de域名,跃居世界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

  每一次科技的革新都带来生活浪潮般的革命,我们总是要问,人类因此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么?人们因此而变得更加积极更加重要了么?

  2.53亿的网民,似乎并不是“欢呼庶民胜利”的时刻。西哲蒙田说,即使占据世界上最高的王位,我们也依然坐在自己的屁股上,我们的屁股是什么呢?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2.53亿的网民数量,在13亿人口的国度,互联网普及率仍然只有19.1%,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1.1%),在我国,城市与农村的网络普及率差距也很大。而目前网民对网络的应用也大多限于娱乐价值的应用,中国网民的素质并未得到全面和充分的发展。

  在这个网民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网民其实还只代表个人的生存状态,远谈不上社会组织的形态。相对于“博客、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社交网站MySpace”这些《时代》在2006年称为“互联网用户自创内容的爆炸性增长和影响力”的东西;相对于“由于互联网使用者控制了全球媒体,建立并为‘新的数字民主社会’奠定了框架,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不带功利的互相竞争,无偿提供内容并击败职业人士”的理由;相对于“这是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得权力,互相无偿地帮助,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使这得以发生的工具是互联网,它是使数百万人作出的小贡献放在一起并使这数百万人变得重要的工具”,我们的方式与力量,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时代的主角。

  但2.53亿这个庞大的体量,只要存在就无法漠视。自2007年以来的一年里,是中国网民增长数量最快的一年,这种增长本身就表现为力量,网民规模的逐渐扩大,网民结构与现实结构的逐渐趋近,表现出普及的迅猛。同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许霆恶意取款被判重刑在网络上引起激辩;陕西“虎照门”事件,由网民首先质疑并最先发现年画虎的有力证据,演变成社会对真相的强烈诉求与重塑政府公信力的行为;今年4月,因藏独分子暴力干扰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网民在网络呼吁抵制家乐福的事件,我们在清明的辩论中重新寻得新时代的主体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并寻得理性的力量;在汶川大地震中,网络的传播与网民的动员及自发对灾区同胞的支持,亦进一步证明了网络深入民间的力量。

  与斯宾诺莎说“公民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一样,网民也是后天的,在虚拟中实现自由向真实的渗透,将权力固化在网格化的社会状态中,最安全,最透明,也最易于监督,最便于实现平等。网络造就了“范跑跑”,也同样造就了“猪坚强”,民间草野,庙堂江湖,网络民意,网络民主,正成为相互的呼应与现实的力量,我们的网民,因为后天而伟大。

  总有一种力量因网络而强大,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充满希望。

回复关系: (跟贴总数:1)

* 总有一种力量因网络而强大 [ 福禧 2008-07-29 14:43:43 ] 1504字 [ 0/32/1 ]

风雨百年说共和 萧瀚

风雨百年说共和


萧瀚

近世以降,建立一个以公民生活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一直还是中国人的未竟事业。这一持续的过程,终将会有一个结果。

百年历史的颠沛与迷雾,或许已经给许多国人一些清醒:以制度变迁的方式而论,理智还是情感?和平还是暴力?常常是魂牵梦绕、进退难断的哈姆雷特之问。宪政之路依然是亿兆临深履薄之伟业,绝非几个枭雄擘画颐指的浪漫。因此,从各种角度考察历史,鉴往知来,对于今天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从一种心灵意义上,每个人都并非活在当下,而是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过去找来路,向未来寻去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1、君宪还是共和: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

1911 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颠覆清朝遂成燎原之势。随后的南北议和在列强环伺之下,最终达成。1905年,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口号,其中前四字“驱除鞑虏”实为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此时,即使在新的形势下,他所坚持的所谓共和,绝非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共和,依然是一种极端排满思潮的种族主义。这一种族主义迷雾使他完全不考虑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因此在选择中国国体这一头等大事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袁世凯虽然深谙君主立宪适合当时中国改革之需,但是为了获得大总统的位置,他不惜背弃自己原先的正确改革思路,而同意采取共和国体。以袁世凯的实力,南方革命党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但袁世凯同时对清王室和革命党进行讹诈,最后成功地攫取他梦寐以求的权力。

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实际上不能按照是不是保留皇帝来判定,英国的君主制是披着君主外衣的共和制国家,这是政治学界公认的事实。且君主立宪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缺乏统一宗教信仰的君主制国家而言,本是走向共和制最合适的折衷道路。君主立宪将使宪政制度确立,同时保有国民对国家的凝聚力,这便是虚君共和。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却没能从长远考虑,将是否保留皇帝这一形式性的内容当作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本质性分野,却不考虑皇帝不在了,凝聚力的丧失会不会反而导致更多人想当皇帝这一令人惊惧的未来。国体选择的错误导致了权力中心的板荡,并且加剧了人们对国体认识的误解。1915年底的洪宪帝制, 1917年的丁巳复辟,都是上述国体选择错误的结果。前者严复加入筹安会,后者康有为则是背后谋划人之一。张勋其人本性虽忠肝义胆,且认为君宪更适合中国,但认不清形势,且刻舟求剑,假如他能剪辫入京,且说服溥仪废除跪拜礼等不合共和政体的做法,未必就一定失败;此三人都是君主立宪的坚定拥护者,于当时而言,也是对国体有较深刻认识之人,无奈形势比人强,且不知在新形势下作出恰当的变通,失败岂非必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民族国家的悲哀。

这一错误导致的后果是惨重的,它使得中国在随后的100年里,政治枭雄为了夺取最高权力而使得人民长期处于苦难之中。

2、和平还是战争:政治谋杀与二次革命

1913 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眼看大势已去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暗示下,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宋时年32岁。“宋教仁案”揭露后,袁世凯虽百般抵赖,但表面上还是支持特别调查法庭,1913年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票传赵秉钧出庭受审,司法程序在进行中。然而,此事一出,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武力讨袁”,进行二次革命,如所周知,二次革命后来全面失败,孙中山远遁日本。

在此案中,国民党一些重要成员愿意走司法程序,以和平的方式与袁世凯进行斗争,原本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宪政表率,如果因为袁世凯的破坏司法程序而最后失败,再采取发动战争的方式抗争,似乎更合乎宪政精神。但是,孙中山并不相信宪政程序,在程序启动之前的3月25日就发电文号召组织讨袁军,这一做法至少加剧了袁世凯以武力镇压国民党的决心——如果袁世凯本有此心的话,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袁世凯的武力镇压政策是不是孙中山促成的。这一过程中,蔡锷的表现相当清醒,他认为应该遵循宪政规范,先等司法结果,因此,在得到孙中山的组织讨袁军电文之后,他按兵不动。

政治谋杀是破坏正当法律秩序的一剂毒药,辛亥革命前,各方都在使用,一定程度上说,宋教仁被刺是这一恶性循环的牺牲品,而国民党终其整个民国期间,一直热衷于政治谋杀,下面即将谈到的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即与此关系甚密。当司法程序有可能被落实的时候,未经任何程序穷尽的方案,即动用武力征讨,这是置和平于不顾,置人民安危于不顾,极端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

3、联邦还是一统:孙陈之争与军阀混战

自1920 年开始,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陈炯明在广东执政期间,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人民比他省更能安居乐业,他一直坚持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中国,而孙中山则一直认为应该武力打垮各军阀,建立统一的民国。由于孙中山执着于战争统一,1922年6月9日,陈炯明公开指斥孙文为四凶之一当除之。此前,陈炯明屡次险遭暗杀,与孙中山属下胡汉民关系甚密。陈孙之争的核心在于陈推崇联省自治,而孙则必欲武力一统中国,于是孙要北伐,陈则反对。孙中山早在陈炯明发动兵变之前的6月12日即已对报界声称要消灭陈炯明。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实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孙陈之争以陈炯明的失败而告终,可见中国对于一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不惜以战争的方式寻求建立一个庞大国家,而人们往往遗忘了这种所谓统一付出的代价是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陈炯明学法科出身,敏感于人权和宪政,但在当时还缺乏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地域过于庞大的国家,若没有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形式,终究易导致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并且容易引发战争或专制。

4、逊帝还是平民:北京政变与溥仪出宫

1924 年10月22日午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秘密倒戈,率部返回北京,包围总统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 11月5日上午9点,冯玉祥部属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入紫禁城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以武力要挟溥仪同意修改优待清室条例,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清王室在民国的背信弃义之下宣告结束。

任何一个有宪政常识的人都清楚,1912年的《优待清室条例》是一个具有宪政性质的宪法性和国际法文件,破坏该条例与破坏宪法、国际法无异。政治儿童冯玉祥这一不知宪政深浅的做法,是对宪政的严重破坏。逊帝还是平民,原本未必多重要,但此举导致的后果是,“民国政府无信义”成为一个国际性共识,此举与日后日本绑架溥仪成立傀儡朝廷之间关系密切,若有民国政府的保护,溥仪即不可能被日本绑架。

5、独立还是外倚:如何外交

外交问题一直是中国的弱项。自孙中山在海外闹革命以来,为了获得革命资助,孙中山曾外联日本,以东三省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的支持;根据苏联解密档案,俄国历史学家研究张作霖之死系苏联人所为,张作霖一直周旋在苏俄与日本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以求自存,以求保护东北的平安。其对苏俄态度强硬,破坏了苏联在华利益,于是苏联派遣特工炸死张作霖,并且嫁祸于日本。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政府也否认暗杀张作霖。无论如何,张作霖在东北所为是一个爱国者的作为,并非卖国之举。北伐之前,苏俄曾经想找吴佩孚作为他们的利益代理人,被吴断然拒绝,其后才有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支持,1927年的北伐,若无苏俄入股支持,没有其强大的财力、军事支持,北伐成功便淼无胜算。苏俄入股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他们能控制的中国,虽然蒋介石最后没有让斯大林满意,斯大林的本意是通过支援北伐,“将蒋介石榨干”,但是蒋介石却利用斯大林此举,获得自己的独裁统治。北伐的胜利,其导致的后果无非是各省自治权的进一步剥夺,这离日后的共产一统更进一步。

百年中国,对中国害处最大的两个国家,一是日本,一是俄国。他们不断地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诱之以利,这对那些政客而言,是无往不胜的。民族国家时代,国际交往,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唯有国家利益而已。以外倚为手段,政客牺牲国家利益便是寻常事,以独立自处、合作相辅,即使不能得眼前之利,也未尝无后来之收益。

6、政治家还是政客:民国以来若干政治人物浅议

百年中国一直缺乏政治家施展舞台的环境。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提出两种衡量政治行为的伦理标准,即“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当能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结合。“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若以此衡量,梁启超、蔡锷、宋教仁、陈炯明、邓演达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他们既有正确的头脑,又有铁肩道义的担当能力,但是他们却没能成功。倒是那些品格卑劣而权欲熏心之人或者丹心一片却脑子浆糊的人常常获得成功,这不能不说是百年中国政治生态的一大悲哀。

7、以言论参与政治行动的知识分子:张季鸾、胡适、傅斯年

张季鸾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书生报国的典范。张季鸾先生作为民国第一时评政论家,保持了“不盲不卖不私不党“这一独立议政者的风骨,几乎后无来者;胡适之先生一直保持中正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公共事务,以政府的诤友的立场评论时事;1938年,傅斯年先生担任国民参政员,以宪政程序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导致其下台,随后炮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亦致其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赶走两任行政院长,没有铮铮铁骨,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参政的典范。

8、公民还是暴民:五四运动与女师大风潮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家喻户晓,国家有难,游行示威,都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愛国之举。但万事皆有度,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事件,即使肇事者的一时激愤尚可理解,但超出法律底线的涉嫌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

学生们在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大打出手,火烧民宅,冲进曹宅的学生徒有泄愤破坏之志,与爱国何关?连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他们可以将财物拿走,但不必破坏的话都懒得听,曹宅在焚毁之前已经被砸得满目狼藉。他们在痛打章宗祥的时候甚至误以为他是曹汝霖,如此不辨青红皂白岂不可悲?在此过程中,警察一直没有动用武力,直到事发后警察才抓获二十多个跑得慢的学生,而带头破坏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校长最初处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过于生硬呆板,但与学生擅自查封办公室、砸烂窗玻璃、办公桌的做法性质完全不同。杨荫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办公,在她请来章士钊解决此事过程中,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并没有对学生有过分之处,倒是北洋时代的学生八面威风,有“丘九”之称,再加某些学界名流的怂恿,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其后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为护女生斯文,特地从三河找来百名女佣,翻墙入校以制服肇事者,并未动用警察,这应当说是相当克制了。此事于个人的后果是杨荫榆先生沉冤至今未雪!而社会后果则是学生们街头政治的进一步泛滥。

在这两起事件中,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肇事学生有愛国之心,却少了愛国的理性。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如果出现不合理的公共事务,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养的抗议者,而不是动辄打砸抢烧的暴民。

结语:如何实现我们的未来

上述简单的梳理,或许可以从历史中看到一些至今依然可能有价值的教训。在这个翻波涌浪的转型时代,宪政已是必由之路,但如何走上这条道路,应当有一些普世法则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一体遵循,我以为当有下述:

认清天下大势,顺势者生,逆势者亡,这是千古不变之定律;改革需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单纯的前者可能适得其反,单纯的后者可能导致机会主义,两者都对改革无益;遵循人类伦理的底线规则,例如人道主义,一切与此相悖,以牺牲弱势者利益为代价而奉行某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主张都是错误的;政府在大是大非上应当言而有信,政府无信将导致执政艰难,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是最危险的政府;遵循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正当的规则,应当阻止,并且行动者应当身体力行,以至于 “遵循规则,直到受伤”;政治家既要有远见卓识,又要有政治道德,要有真正的担当,当代中国就是一个呼唤大政治家的时代,我们不需要政客;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要理性、平和、中正,且具悲悯情怀与特立独行的风骨;社会大众应当自觉地培养公民精神,而不是在公共事务中不辨是非,打砸抢烧,将公共事务当作狂欢节而沦为暴民。

无论目前还多么不成熟,但我相信宪政转型必将成功,百年前的共和梦也将最终实现,我也相信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期待。


2008年2月17日於追遠堂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17 0:01:45编辑过]

雷颐: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文章提交者:为50后呐喊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雷颐: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文章提交者:汪元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2008年03月08日  经济观察报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动辛亥革命的 “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5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5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 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 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也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1908年秋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14条,总体而言,它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 “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之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 “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民初政治风云  朱宗震(北京) 

南方周末   2007-08-16 14:37:33




  
  ■民初政治风云  
  
  □朱宗震(北京) 
   
  在民国初年的政争中,为什么和平的道路也好,革命的道路也好,都摸不着石头过不了河?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问题。孙中山后来意识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大家都在想当官、当皇帝,一时间大家都当不了,才有了一个实行共和的机会,其实真正懂得民主、拥护共和的人很少  
  
  95年前,中国有一个起草宪章制度的高手,叫宋教仁(1882—1913),年龄不大,只有29岁。年长14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他赞誉有加,认为他是总理人选。小小年纪,何以有如此声望?唉!说到底是中国人才缺乏,老一辈太保守,总以为典章制度、道德文章中国是最先进的,对西学没有人才储备,只好让新一代来闯世界了。可惜,他设计的宪法制度正待提交国会通过时,就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暗杀,时间是1913年3月20日晚22时,年仅30岁。

  宋教仁死后,他的宪政思想,在1947年又被国民党统治区拿出来炒作一番,虽然作为立法精神写入了宪法,但一直没有能够实行。最近台北马英九还在重提多数党组阁一事,在中国首先设计这一体制的人,即是宋教仁。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宋教仁是很有贡献的。但当时参加革命的派系五花八门,有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有各种不同的小组织,有前清将校,有原来的立宪派人士等等。袁世凯重新出山,担任清王朝内阁总理后,指挥北洋系军队,很有战斗力。同盟会军事领袖黄兴到湖北指挥革命军作战,迭遭败绩。怎么来完成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业呢?于是,革命党人就想到策反袁世凯。以反满为旗帜的革命派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汉人,他们愿意推选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参加了革命的原立宪派人士如张謇等人,就认为袁世凯很能干,训练北洋新军很有成绩,经济建设也很有成绩,政治上支持立宪运动,将来要把国家治理好,“非袁莫属”。他们希望国家尽快稳定,以便进行建设。于是,开始了南北和谈。

  但一时间,革命派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毕竟袁世凯不是自己人,参加了革命的立宪派人士也不是自己人,革命党人当然希望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规划建立革命政府的过程中,章太炎就告诫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只有天下为公,才能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如果你们组织一党的政府,人心就会解体。你们并没有战斗的能力,就不要以一党之私来妨碍革命的大局。他自己着手组织同盟会的反对党。

  因应这样的政治局势,宋教仁就来对未来的国家制度进行设计。他看到中国社会上政治派系很多,将来难免出现政治风潮,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让总统作为国家的象征,维持政局的稳定,让内阁承担实际的行政责任,一旦发生政治风潮,由总理承担责任,撤换总理一职,元首不负责任,国家政治局面仍然是稳定的。而内阁总理一职应该由议会的多数党担任。这一设计既照顾到总统一职要让给袁世凯的可能,又照顾到同盟会实际控制政权的需要。理论运算起来,就成了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规划,在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中逐步固定下来。这一政治设计类似当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过,马英九的说法,则类似于现在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领袖,长期在国外流亡。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国外争取国际援助,但没有成功,迟至1911年12月25日才回国到达上海。革命党人迅速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

  孙中山以满腔的热情回国领导革命,对章太炎、宋教仁的说法大为不满,认为都是些书呆子的想法。孙中山认为同盟会是有规划的,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应该实行军法统治,为向民主宪政时期过渡创造条件。章、宋都是知道的,怎么能违背这些原则?在革命和军政时期,权力当然要掌握在总统手里,怎么能让总统失去统一指挥的权力?而且,他认为这一切都只能由革命的同盟会来承担,才能实现革命的纲领和目标。责任内阁制只能在政局稳定的和平时期实行。也就是坚持1906年与黄兴、章太炎一起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实行“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从巩固新的革命政权到完成共和体制要有一段时间。宋教仁的制度设计没有被采纳,他在临时政府中也只担任了一个法制局局长的职务,实在是有点屈才。
  
  孙中山一筹莫展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总统制,但孙中山一接手总统职务,就一筹莫展。他和袁世凯的谈判一度濒临破裂,他希望进行军事动员,但革命派四分五裂,他想指挥各地军政府,但临时政府没有财政支持,号令不能出府门。理想是理想,实际是实际。在这里讲道理没有用,讲的是实力。不妥协又该怎么办?与袁世凯妥协好歹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任务。于是,在南北和谈中达成协议,袁世凯逼清帝和平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国家统一,完成了反满的革命任务。



编辑这个帖子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发帖IP:*.*.*.* *.*.*.* 2008-4-18 10:49:48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15 楼

文章提交者:为50后呐喊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孙中山放弃了自己革命的战斗计划,章太炎、宋教仁的规划得到落实。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3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用内阁权力来架空袁世凯的总统权力,谋求同盟会未来的执政。在此前后,中国政坛上涌现了组织政党的热潮,当时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是属于拥护袁世凯的政治派系。同盟会的革命组织方式已经落后于形势,宋教仁积极谋求政党建设,谋求改变同盟会的秘密革命党的性质。1912年3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改组为进行议会运动的政党,落实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治主张。但是,宋教仁原指望排除同盟会内的激进分子,由稳健派另行组党的设想没有成功,一些激烈反对袁世凯主张暴力的人也继续留在同盟会内。尽管如此,中国革命党人摸着石头,终于过了推倒满清政府的第一条河。 
   
  宋教仁走上前台  
  
  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政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别说这些年轻的当事人给时局弄糊涂了,我们现代的历史学者也至今理不清头绪。革命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建设正要开始,今后怎么办?该过哪一条河?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三民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排满)已完成,民权主义也已实现,两条河已经渡过,只有民生主义没有实现。同时,他自己已经辞职,袁世凯虽然已经效忠共和,也不可能按自己的理想去施政,既然自己在位时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也只能期望袁世凯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于是,孙中山决心暂时脱离政治,在社会上为国家从事和平的建设事业,增强国家的实力,使国家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宋教仁的认识和孙中山不同,仍然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制度来达到目的。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是些政治动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多数留学生学的是军事和政法,不搞政治,你让他搞什么?现代科学的、经济的、文化学术的工作,很少有人懂得。读过书的人,都集中到了政治和军事的领域。宋教仁认为当前的国家还不稳固,制度不健全,因此要进行政治建设,制定一部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依法治国。南北和平告成之后,宋教仁又走上了政治前台。7月21日,宋教仁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在孙中山、黄兴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宋教仁担任了实际的同盟会的政治总指挥。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由他的亲信部下,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唐绍仪担任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间,政府和参议院也应袁世凯的要求迁到了北京。第一届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里,同盟会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被任命为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各部总长,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也参加了政府。一个以西方为榜样的政治制度开始运行起来。

  这个制度运行的结果,在内阁以及参议院中,政党恶斗,政见分歧,效率低下。南方的革命派和北方的拥袁派互不信任,谣言四起。帝国主义列强又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袁世凯告诉政界人士说,现在的政治体制,总统不负责任,难道国家灭亡了,当总统的也可以不负责任吗?事实上,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袁世凯没有参与讨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遵守?他从来不认为他的权力来自于南方革命党人的选举,他一直是作为军事领袖而获得政治地位的。

  政府和议会北迁后,袁世凯不断地寻找机会,侵蚀内阁和议会的权力,破坏《临时约法》的体制。他拒绝按照体制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超越总理的副署权,违反临时约法,直接任命王为“督办南京整理军队事宜”。总理唐绍仪被迫弃职离京。随后,袁世凯任命了一个没有自己施政方针的陆徵祥担任国务总理,遭到参议院否决后,动用军警势力出面,迫使参议院接受其组阁。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的请求,又不经过法律审判,以军令突然捕杀奉召进京的武昌起义领袖张振武、随员方维。张、方的同志连夜营救都来不及了。他和湖北都督、副总统黎元洪结成联盟,一步步地侵蚀革命派的地位和成果。每次政治风潮出现,他都要动用军警的力量,干涉政治。但他在得利之后,又安抚南方的革命派,信誓旦旦,效忠共和。  
  
  真共和还是假共和  
  
  这新生的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许多人心生疑惑。武昌起义骨干蔡济民作诗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年轻的《民权报》主笔戴天仇(季陶),严词谴责袁世凯帝制自为,高度怀疑袁世凯对共和制的忠诚,甚至鼓吹“百万言之锦绣文章,不如一支毛瑟”,主张用武力反抗袁世凯。为了国家的稳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主张调和南北冲突,认为这是由误会而起,在袁世凯表示忠于共和的前提下,向袁世凯的挑衅让步。思维奇特的章太炎,更率先公开向现行制度挑战,认为前清的灭亡是由于预备立宪,而将来民国灭亡则是因为实行了共和制,他要求参议员们放弃自己的权力,由袁世凯实行独裁,提高行政效率,挽救国家危亡。

  宋教仁的心地倒是很单纯,相信将来国家有了一部好宪法,政治就可以走上良性的轨道。眼下就是要把政党组织好,进行合法的竞争。袁世凯迫使唐绍仪弃职后,同盟会方面即表示,目前政治局面的混乱,是由于混合内阁、政见不一造成的,因此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制,即由议会多数党组阁,以便政府有统一的政策。但袁世凯主张人才内阁,认为中国缺乏人才,因此只要是优秀人才,就要提名请他入阁。同盟会为了贯彻自己的方针,拒绝参加新的内阁,作为在野党起监督政府的作用。可是,在这里有个问题被忽视了。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历史学者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说:“对于违宪的问题,竟好像‘熟视无睹’。可怜他们还在那里 ‘是丹非素’地争政党内阁呢!”在上述几次政治风潮中,在西方认为是违宪的大问题,在这里都可以逃过追究,那么,完善法律体系的努力,又怎能发生效力?

  临时参议院到北京改组后,同盟会在参议院中的力量已经削弱。面对这样的局面,宋教仁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之后,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将同盟会改名重组,与其他几个政治见解接近的政党,合并组成一个新党——国民党。为此,他向其他政党作了妥协,放弃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放弃了男女平等参政的主张。孙中山、黄兴都同意和接受了国民党的组成,但不负实际责任。国民党成了国内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十分兴奋,他认为,自此以后,国内政党惟我独大,共和党虽然专横,不会有力量和自己竞争了。

  宋教仁在政治上很天真。从形式上说,同盟会—国民党的反对党是共和党,以梁启超为谋主,他们和袁世凯联合对付同盟会,同时也希望协助袁世凯建设现代国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基本政治立场一致,后来联合组成进步党,他们都是希望依托议会运动生存的党。但实际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真正拥有实力的政治势力,是袁世凯的北洋系军政集团,并没有采取和依靠政党的政治形态,他们才是与同盟会—国民党真正对立的政治集团。
  
  真政党还是假政党
  
  那么,那时政党纷扰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个人说得比较明白,就是与章太炎一起组织政党的程德全,他是前清江苏巡抚,第一个反正参加了革命。他说,现在根本说不上有政党,不过是一些沽名钓誉的人在搞,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在追随。说是政党,问他有什么政见,根本答不上来。我们国家没有5年、10年的准备,还是不要组织政党的好。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还没有这套政党政治的文化土壤,没有社会生活的基础。李剑农后来总结说,那时党员是跨党的,党义不过是空洞的招牌,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也就是说,组党的人其实都是些士大夫,究竟民主政治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皮毛,不知道内涵。后来,就形成了民国时期在台下讲民主,在台上搞独裁的政治局面。

  当时的北洋军队,是袁世凯的军队,只服从袁世凯指挥。自从湘军建立之后,兵归将有,就成了中国军队的传统。军队是军事领袖私人的,兵和将不再是分离的,因而不是属于国家的。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就是因为北洋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借助了革命的冲击力,篡夺了清朝的政权,其实与曹操类似。他只是在政权稳固以前暂时容忍了议会政治形态的存在。

  1912年8月25日,在孙中山到达北京与袁世凯会谈的第二天,国民党举行了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说后,即离开了会场。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并不愿意担任,勉强同意后,即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

  孙中山以稳定政局、进行经济建设为目的,与袁世凯会谈,向外界担保袁世凯可靠,自己与袁世凯分工合作,从事铁路建设,希望十年内建成20万里铁路。黄兴也随后进京与袁世凯等会谈。孙中山和黄兴都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但袁世凯认为,自己入甲党则乙党不满意,入乙党则丙党不满意,所以什么党都不加入,采取 “不党主义”。当时,国务总理陆徵祥在政界没有威信,称病辞职。袁世凯很谦虚地向黄兴征求总理人选,国民党方面有意请袁世凯提名宋教仁为国务总理,但正式国会选举即将举行,临时政府行将结束,此时出任总理一职,难以贯彻政党内阁的政策。黄兴权衡再三,请袁世凯任命他自己的人选,但建议总理和内阁人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组成政党内阁。袁世凯接受了黄兴的建议,任命他的亲信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多数内阁成员也同意加入国民党,于是,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党内阁宣布成立。宋教仁也为赵内阁的成立出了力。这样的政治游戏,只是国民党自己忽悠自己而已。
  
  权力要价下的搏杀
  
  孙中山曾告诫宋教仁,这时候国家内外交困,单纯从政治上下手,只会越弄越乱。但宋教仁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国家虽然实现了共和,但政治建设还没有走上轨道,内政、外交都没有良好的表现,只有国民党才能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他要进行坦荡荡的议会选举,进行所谓“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为国家制定一部良好的正式宪法,为国民党赢得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按照规定,1912年底到1913年初要进行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由正式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宋教仁于 1912年10月离京南下,一方面回湖南老家省亲,一方面部署议会选举。1913年1月,宋教仁离开湖南到武昌活动,然后到达上海。在此期间,消息传来,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了多数党,虽然没有达到过半的绝对多数,但超过了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议员之和。

  宋教仁对于选举的结果非常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选举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宋教仁与反对派之间的政见辩论,而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却不断地抨击政府,而且他忘了当前的内阁是国民党内阁。看来,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毕竟西方的运动方式与当前中国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同。

  现在,摆在宋教仁面前关键的问题是,国民党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并没有参与议会选举,他也没有党派,并不在乎谁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但很在乎总统选举。将来正式国会成立后,选举谁当总统,就成了宋教仁的一个大难题。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要袁世凯当一个无为的总统,实在不靠谱,将来的责任内阁制也很难落实。黄兴、宋教仁先后到武昌后,就秘密和黎元洪会谈,希望黎元洪出来与袁世凯竞选总统,国民党予以支持,将来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毕竟,黎元洪比较软弱,容易为国民党操控。但遭到黎元洪的拒绝,黎坚决支持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

  国民党中的急进派也公开主张不选袁世凯为总统,并呼吁南方革命党人准备应付北洋军人的暴乱。孙中山担心总统问题引起政治风潮,特意从日本致电胡汉民,请他联络各省都督,支持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北洋军警和拥袁派的舆论,也一直强调总统非袁世凯莫属,甚至放言“非袁则乱”。国民党方面衡量再三,为了与袁世凯的势力相调和,也只好接受孙中山的主张,满足于以责任内阁制来分享国家行政权力。但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提高了对权力的要求,不再满足于做在野党。

  在宋教仁提高了对权力要价的同时,袁世凯也提高了对权力的要价。1913年2月底,梁启超的弟子、云南都督蔡锷联合拥袁各省都督提出宪法要点:“(一)组织内阁无须得国会之同意;(二)大总统任期须定七年以上;(三)大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四)大总统有不裁可法律案之权。”袁世凯本人也向老同盟会员谭人凤表示对《临时约法》束缚总统权力的不满,他表示,如果选举我任总统,我也要看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如果还是《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不能有所作为,我也不会担任。当然,袁世凯说不担任总统其实是一句威胁性的话。大家要知道,袁世凯如果不出任总统,谁能来指挥北洋军队?天下岂不大乱?到时候害怕国家动乱的人,都会主动出来请袁世凯收拾残局了。袁世凯的手下也已经准备以武力应付政局的演变,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袁世凯的权力基础本来就是武力,宋教仁希望用和平的竞争,来取得战场上没有取得的成果,焉有可能?

  双方在对政权的高要价面前,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妥协的余地。宋教仁的同志不断获得情报,告诉他有人尾随,企图行刺,要他注意安全。但宋教仁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摆的是 “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无所畏忌。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到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商谈国事,当他在黄兴、廖仲恺等的陪同下,从休息室到检票口准备进站时,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演出了袁世凯政府收买上海流氓暗杀宋教仁的黑暗一幕。两天后宋教仁伤重不治而亡。去世前,他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终前,他痛苦地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他最终也没有弄明白这个复杂的社会,能不令人浩叹!
  
  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的问题
  
  宋教仁去世后,孙中山在追悼会上送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决心与袁世凯决裂,策动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做了一个独裁的总统,并且还要筹备做皇帝。但孙中山一直没有能够组织起革命的力量,没有找到通向民权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和平的道路也好,革命的道路也好,都过不了河?从当事人到现代人都在反省。孙中山后来意识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大家都在想当官、当皇帝,一时间大家都当不了,才有了一个实行共和的机会,其实真正懂得民主、拥护共和的人很少。被我们骂得要死的吴稚晖在大革命时期说得更透彻: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成了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不能不让位给没有经验的乳臭分子,都是因为士大夫发酵变酸了。我们这些人想从井中救人,结果自己也回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还是18世纪的中国。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现代意识还很幼稚,士大夫意识还很浓重。20世纪初,西方学术已经很是精微,而我们国家连学术性的研究都还没有,只有匆匆忙忙的政治设计。孙中山当年在日本演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留学生听得如醉如痴,就因为孙中山对西方学说的了解,无人能及,虽然现在看来还是非常粗糙。宋教仁在日本也只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日本翻译的西方政治制度的书,他怎么可能理解这些制度背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摸不到石头过不了河是很正常的历史现象。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的问题。但他们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努力,作出了牺牲,作出了探索,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他们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渡过了一条条的河流,但肤浅的呐喊还没有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的彼岸,社会前进需要一步步的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