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9日 星期六

Matteo Ricci China Impression5

文章提交者:皇汉冉闵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综观利玛窦一生,他是带着传布福音的使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但是他在华最大的成功却不在基督的事业,而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虽然利玛窦来华没有达到传教的目的,但是他在华传播科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之功却是显著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卓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这方面的成功一部分是由于利玛窦个人性格品学所致,更重要的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他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可以肯定地说,有着具体内容和较系统体系的西学东渐是从利玛窦开始的。这一轮文化交流涉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若干重大领域,他输入了第一张世界地图,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西方数学书籍,传入一系列天文学知识,对中国历法改革起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作用,编制了第一部欧洲文字和汉文对照词汇表,输入天主教教义,用独特的眼光对儒学进行分析和反思,掀起了天主教与佛教的第一次论争,西学东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见识近代科学的门户。另一方面,有着实际意义和巨大影响的东学西渐也由他开创,利玛窦这位泰西儒士真诚地为中华文明所折服,他尽其传教余暇竭力向西方介绍灿烂的中华文化,后来东学西渐的知名代表莱布尼兹、伏尔泰都深受其影响。

Matteo Ricci China Impressio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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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主实义》
  利玛窦阐述他的神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著作最著名为《天主实义》。
  《天主实义》分上下两卷,全书八篇及序共五万余字。此书仿照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神学总论》的体例,以中士、西士问答的形式概述教理,是利玛窦神学思想系统的、全面的阐述。顾名思义,所谓“ 天主实义”,意即关于神的真实教义。利玛窦大量援引儒家古代经典为依据,系统地论证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和根本教义,并从天主教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宋明理学和佛道两教的宗教世界观。
  
5.《几何原本》
  利玛窦自从定居北京后,就再也没离开,直到走完他的余生。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至1610(万历三十八年),为中西文化交流成就了若干大事,其中影响最大、最有意义的是与徐光启共同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出版。这部书是由利玛窦根据他的老师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神甫整编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前6卷口授,由徐光启笔录而成。1605年在北京印行(一说系于1607年在北京印行),收入《天学初函》和《海山仙馆丛书》。《几何原本》的刊印出版改变了中国数学以实用计算的《九章算术》的经典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因而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点。


利玛窦一生将众多的西方科学、文化、宗教书籍翻译成汉语,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科学引入中国,同时,他也将中国文化较为充分地介绍到西方,最为完整的著作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去世后,给后人留下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原稿用利玛窦的母语意大利文写成,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书稿封面上除了“ 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据金尼阁说,利玛窦撰写这份文献的目的是要把它呈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并让同会的会友们传阅,希望人们了解中国和他在中国的传教事迹。
  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书中,欧洲人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第一次认识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以及带来的震撼,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热潮。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经刊行,在欧洲便不胫而走。在不长的时间里,各种文字译本陆续出现,其中拉丁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1623年版及1648年版等四种,法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及1623年版等三种,此外还有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摘译本各一种。由于金尼阁拉丁文本的极度流行,利玛窦著者的身分渐被湮没,人们只知金氏译著,不知有利玛窦原著。




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耶稣会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神甫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里发现了利玛窦原意大利文手稿。至此,利玛窦原著者的身分无可置疑地得以澄清,人们也因此同声谴责金尼阁喧宾夺主,乱译者为著者。其实,金尼阁虽然在书名上自题为作者,但在书中已明确说明此书的作者是利玛窦,他自己只是修订补遗而已。后来,汾屠立神甫把他发现的这部手稿连同利玛窦的其他书稿一起刊行于世,是为两卷本的《利玛窦全集》(原书名为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意思是利玛窦神甫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该书原稿,题名为《中国报导》(I commentarj della Cina),于1911年出版;下卷为利玛窦的书信,于1913年出版。


利玛窦的这部著作共有五卷,第一卷力图全面概述中国当时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来华传教士,主要是利玛窦本人的中国传教经历。在利玛窦研究中,人们无一例外地以此书为首选参考文献,但经常忽略了第一卷的重要意义。该书第一卷共分十一部分,对明末中国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内容涉及国名、地理位置、版图、物产、机械工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科举取士制、政府机构、习俗、宗教等。第一卷与本书其他部分一样,来自利玛窦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并且毫不隐讳他自己的褒贬评价。
  《利玛窦中国札记》再次为欧洲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扇大门是300年前由马可·波罗首先敲开的。同时,此书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使我们了解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影响。他从侧面展示了明代晚期中国国内以及东西方交往的各种状况。《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传闻与幻想,而是以耶稣会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为根据汇总而成的一部宝贵的历史文献,它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记录了一段近代中国由强盛辉煌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



明末时的中国仍是世界强国,而利玛窦等传教士仅是向慕中华来“进方物”的西洋人,所以他的态度一直是谦虚谨慎、恭敬卑顺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教活动既不能借助兵火,就只有倚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来达到传教目的。
  西方传入的社会文化制度——婚姻法、教皇制度、出版法。
  西方传入的科技——星盘、西洋建筑、西书、望远镜、日咎、三棱镜、天球仪、地球仪、钟表、砂漏、地图。
  对汉语的贡献——利玛窦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在许多领域有着开拓性的意义,甚至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上,其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
  考察利氏著译,《交友论》(1595)、《西国记法》(1595)、《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1601)、《坤舆万国全图》(1602)、《天主实义》(1603)、《二十五箴言》(1604)、《西字奇迹》(1605)、《几何原本》(1607)(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1607)、《畸人十篇》(1608)、《理法器撮要》(1610)、《乾坤体义》(1610)。在这12种著译中,可查找出很可能是利玛窦著译中首见的而现在仍在使用的83 个词 如:半圆、北半球、北极、比例、 测量、赤道、大厦、地平线、地球、钝角、多边形、古典、角、几何、金刚石、金星、面、面积、木星、南半球、南极、平面、平行、平行线、曲线、锐角、三角形、三棱镜、上帝、圣经、圣母、审判、十字架、水星、四边形、天国、天球、天主、天主教、体积、土星、推论、纬度、西历、虚线、阳历、耶稣、银币、阴历、仪器、月球、造物主、枕骨、直角、直线、子午线、主(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称呼)等。利玛窦所创造的这些词,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对汉语词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利玛窦在中国内地开展天文测量和研究,是首先在广东肇庆开始的。他在那里观测过两次月食,一次是在1583年11月27日,一次是在1584年的5月24日。并在刻印世界地图后制作了一批天文仪器,包括地球仪、天球仪、浑仪、日晷,作为馈赠当地官员和名流的礼品。后收又瞿太素为学生,向他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制作出星盘、罗盘和象限仪等天文仪器。他把各种天文仪器和其他科技机械陈列在居所中供人参观,他又向中国士大夫讲解推算日历的方法和这些仪器、机械的应用方法和原理。利玛窦对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和实践活动,为其赢得了“托勒密第二”的盛名。
  利玛窦在南昌时根据当地经度,制作了“地平日晷”,可以准确反映出南昌当地的地方时间。他还制作“卧式时钟”,受到人们的极大赞赏,后来甚至成为中国苏州制钟手工业者供奉的“祖师爷”。
  1592年9月22日,发生一次月偏食,人们发现朝廷钦天监所发布的与实际观察不符,利玛窦借此机会向人们介绍了月偏食在不同地区出现大小不同的现象的原因,这是中国学者从未解释过的。
  后来,利玛窦在南京收了三名学生向他们教授历算知识,并一同制作了各种天文仪器,又考察了当时位于鸡鸣山上的南钦天监观象台。此间,他正式向在罗马的耶稣会总部要求派谙熟天文历算的教士来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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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抵达北京后,于1601年6月15日,12月9日和1602年7月4日三次观测月食,并推算出1603年5月11日的日食时间,他的推算比钦天监的时间更为准确,这又为他赢得更大的声誉。



利玛窦对中国天文学更大的影响是通过与他交游过的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参加崇祯朝修订历法而产生的,《崇祯历书》可以反映出利玛窦传播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成果。书中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第谷天体体系和几何计算方法,清晰地引入了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的现代天文学概念和有关的计算方法,使中国天文最早与国际“接轨”。



传入非欧氏几何——明朝末年,利玛窦来中国通过翻译《几何原本》传入了欧氏几何,同时,他也通过各种活动传入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非欧氏几何。这些几何知识主要有圆锥曲线、平行正投影、球极投影、画法几何和透视法等。这些非欧氏几何更加直接地应用到了平时科学技术活动中,特别是天文、地理和绘画艺术中,更有利的促进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利玛窦通过书信、书籍与实物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的科技文化与地理知识。
  介绍中国科技——自然观、天文学、茶、漆、硝石与焰火、印刷术、丝绸技术、屏风、轿子、船、宝石、长城、纺织。
  介绍中国地理知识——纬度位置、距离测量、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南京城、北京、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吉安、绍兴、南昌、临清、苏州、上海、洋子江、黄河、运河、鄱阳湖、梅岭、庐山、南华寺、气候、煤。



利玛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广泛的研究和理解,在书中向西方人介绍了他的分析和态度
  中国人的特征——崇尚知识、尊师、宗教自由、人民勤劳、喜欢文字传播、南北差异、升官心理、易受惊吓、虚伪性、天生猜疑、男女之防。

对中国的批判——利玛窦看中国的事物,多能看到正反两面。以“纸”来说,他注意到中国是最普遍地使用纸的国度,但又觉得中国纸容易撕坏,不耐久,且因太薄,不能像西洋纸那样两面书写。再如中国的科举制,在利玛窦看来是文明的产物,有其可取之处。这种不问门第、通过公平竞争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由利玛窦等人介绍到西方,后来渐渐发展为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当然,利玛窦对科举制的弊端也未放过,批评它太重伦理说教和诗文词藻,而忽略了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

Matteo Ricci China Impression2

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应肇庆府太守邀请到肇庆,太守感谢其进献多种礼物,因而指定太守府东河滨一块空地允许他们建造教堂居住。利玛窦初到中国,效仿佛家僧侣削发剃须,穿僧服。他还将教堂题名为“仙花寺”,中堂题“西来净土”四字。但渐渐地利玛窦发现僧侣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中国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是儒士,儒士不但有学问,而且可以通过科举成为朝廷命官,成为社会上层。在这期间,利玛窦前往韶州,知遇儒士瞿太素。瞿太素出身名门,好游学,在儒士中颇有影响。在他的劝导下,利玛窦换去僧服,改着儒服,积极与中国儒士相交往。儒士大多勤学好问,利玛窦就将其在罗马初修院所学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语言、逻辑等等知识向儒士讲解,还将所带来的各种天文仪器、机械物品向儒士们展示。这些他们闻所未闻的“奇谈”和见所未见的“奇物”使儒士们大开眼界,因此对利玛窦极为钦佩,称他为“学问大家”,一时间利玛窦美名远扬。


1582年-1600年间,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广州、南京、杭州等地活动。他积极和士大夫们交往,谈天论道,藉此传教。这种传教方法,后人称之“学术传教”。利玛窦在学术传教中结识的鸿儒很多,也确实以其新奇的西学吸引着这些人。在这期间,他写成《交友论》、《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著作。
  1595年,利玛窦到南昌,知遇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同年,利玛窦在南昌与建安王、乐安王交好,并赠建安王一座卧钟、天球仪、一部《交友论》和另一部书,其中记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之组合,数学演示及对所有图画的说明。1598年,利玛窦到南京,晋接应天巡抚赵可怀,南京提学使陈子贞,与他们讨论数学问题,陈子贞请利玛窦制造历算仪器。在南京时,利玛窦所结交名人还有:魏国公徐弘基(徐达之后)、丰城侯李环、守备太监冯保、南京国子监司业焦竑,学者李贽、刑部侍郎王樵、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郭明龙、翰林荆岩、学者李心斋、文学家祝世禄等。南京吏部尚书关左海曾印行利玛窦修订的地图,贵州巡抚郭青螺(子章)依照利玛窦所画地图,集成《古今郡国名类》一书。


利玛窦在南京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后来成为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吴淞(今上海)人,官至宰辅。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做官,当时还未考取进士。徐光启结识利玛窦以后,对其所讲“格物穷理之学”极为赞叹。徐光启作为有识见的士大夫,已深刻认识到“清谈心性”之理学的空洞,明王朝的强盛,必需“经世治用”之实用。他与利玛窦学习、讨论天文历法、数学、测量等学问。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徐光启于1603年入教,1604年入京会考,点为翰林庶吉士。徐光启到京之后,更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6卷,该书于1607年译完并印刷。

利玛窦在京交往的朝臣中,除徐光启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李之藻。李之藻(1564—1630),字振之,号我存,浙江仁和人, 1598年中进士,时任南京工部员外郎,1610年入教。1601年在京与利玛窦相遇,曾作《天下总图》,后因见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而深深佩服利玛窦。他重印此书,学会用克拉维斯的方法制各种日晷、星盘,写成《浑盖通宪图说》(1607)、《经天说》(1601)。他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最著名的是《同文算指》(1614)、《圜容较义》(1614)两部重要数学著作。这两部著作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北京期间,利玛窦还写成天文著作《乾坤体义》与语言学著作《西字奇迹》(1605)等。利玛窦在京交友还有:沈子木、佥事曹于汴、阁老沈一贯、刑部尚书萧大亨、吏部侍郎冯名琦、吏部尚书李戴、冯应京等。



汉化政策是利玛窦一生在华传教的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在华二十八年,他始终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相对于这一目的而言,科学、交游都是手段而已。这种来华动机和个人信仰不仅决定了他在人文文化方面传布的主要是神学思想,而且在介绍自然科学方面也囿于传教目的的需要。

在浸染过中国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后,利玛窦越发清楚地认识到首要任务不是去大量施洗,而是使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一个被接受的位置,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教会始终会面临被敌对的官员驱逐出中国的危险。因此,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给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而建设一种“中国—基督教”式的综合体。利玛窦之所以选择了儒学而非佛教或道教作为这些因素的中方载体,不仅仅是基于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也是出于对中国这几种教义各自的内在动力的考虑。利玛窦明白,在基督教与佛教间存在某种相似性,佛教通过自然法发展出一套类似基督教的道德;但也正因为此,他认识到佛教是基督教的一大竞争者,这也成为他对佛教持尖锐批评的重要原因。


当利玛窦发现中国上流社会一般都很少关心宗教事务时,便试图利用这些科学新成果把他们吸引到圣教方面来。在1595年11月4日发自南昌的书简中,利玛窦把他取得声望的原因归纳为六大类:虽然他是来自远方的西洋人,但却能熟练地读写汉语,通读了孔夫子的四书;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学识渊博;携来一些能吸引人的科学成果;中国人认为他具有炼丹术的本领;他布讲的宗教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补充说,那些真正为宗教而与他交往的人数最少。向中国士大夫赠送礼物,以此笼络感情、取得帮助,是他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利玛窦的礼物包括三棱镜、日晷、四分仪等测时及天文学观测仪器、自鸣钟、西洋书籍、油画等,其中以自鸣钟最为有名,影响也最大。


在术语问题上,利玛窦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God”;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教伦理,并且在他创造的中国式教义问答教学法中,构成天主教徒精神约束制度的天主教戒律中有六条被他忽略,天主教七件圣礼中有六件被他抹去;在礼仪问题上,他起初因有叩头举动而禁止基督徒从事祭祖祀孔礼仪,但当地发现叩头礼也用于对皇帝或父母等活着的人时,便把这些礼仪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举动而允许执行了


利玛窦清楚地懂得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悬殊是中国人归正的最大障碍。他在临死前一年指出,对于一位入华耶稣会士来说,熟练地运用汉语和掌握中国经典著作要比归化万名教徒还重要。他所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归正,而是要求对天主教具有真正深刻的了解。

从内容上看,利玛窦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大类:一类是宗教与修身,另一类是科学。前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后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中文写成或译述自西洋著作的作品,也有一些将中文经典著作译为拉丁文或用拉丁文撰写的作品。



1.翻译《四书》
  1593年,利玛窦将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并略加注释。这是第一本《四书》的西文译本。此书的拉丁文标题为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1594年利玛窦把这部《四书》拉丁文译本寄回了意大利。
2.《交友论》
  1595年,利玛窦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汉文著作《交友论》,它收集了西方名贤(如哲学家、神甫)格言凡百则,专题论述交友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交友的原则。利玛窦宣扬友谊的珍贵,是对更深伦理观念的有益补充,因此很受中国士大夫欢迎。初版的《交友论》用薄且耐磨的日本纸印刷,按欧洲装帧风格装订,人们对它的内容和装帧都感到新奇,因而广为推荐,赣州府的一个县令将此书重版后发行到全国各省,许多文人在自己的文集中,都引用此书语言,在很短时间内,此书广为流传,被誉为一部杰作,为利玛窦在名流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
3.《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在北京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修订、重印世界地图。早在他居住肇庆期间,先任知府、后升岭西道的王泮就曾经刻印过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1584年版)。之后在南京,受南京吏部主事吴左海之请,利玛窦对第一版地图认真修订后再版。第二版(1599年版)的世界地图印量很大,散发很广,还流传到日本、澳门等地。利玛窦定居北京以后,工部官员李之藻向他学习地理知识。他再次修订旧图,扩充内容,绘成六条合幅的《坤舆万国全图》,学术界称为1602年版。此版全幅宽361厘米,高171厘米,分为六幅,卷在精制木轴上。图中收录了850年地名,附95条注释,代表了16世纪欧洲比较先进的地理知识水平。




利玛窦在北京的这几年昼夜忙碌,日理万机,除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外,他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科学著作,亲笔用中文撰写了《乾坤体义》、《西字奇迹》、《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书。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四百年前,同样是在西历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月,北京城里来了一位西洋客人,中西文化交流史将由于他的到来而翻开新的一页。

第一章

这位客人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Ricci1552—1610)。早在1583年,利玛窦已自澳门入居广东肇庆,以后十余年先后至韶州、南昌等地传教。1595年他初次把晋京的企图付诸行动,随兵部侍郎石星从南昌出发,水陆兼行,于5月末抵达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但他未能获准继续前行,且无法定居南京,遂于半月后返回江西。三年后他再度尝试北上,先到南京,搭官船、走运河,在1598年9月上旬抵靠通州。通州也即今天的通县,要按现在的区划,跨进北京东郊的这个县也就是到了北京。然而在当时,京城对于利玛窦仍是那么遥远,因未获得入京许可,他不得不退返南方。不过,这次他得以在南京安定下来,成为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座上客,在其府邸度过1599年的元宵节,并与叶向高、李贽等名士结交。

一年后,利玛窦第三次筹划北上,用他自己在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是要“攻打”北京。1600年7月下旬,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携仆数人抵达天津,等候入京诏令。在苦等了半年之后,他们终于接到晋京的圣旨,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北京,先是下榻南城外一名太监家中,后移至专供外国使者居住的四夷馆。

在新世纪之初到达北京,对利玛窦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兆头。但事情本身纯属巧合。据说是因为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清单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而一见到自鸣钟,皇帝就着了迷。哪个时辰钟未敲点,或停下不走,便要利玛窦飞马赶来。西洋的工艺技术让宫廷上下赞叹不已。没有人会相信,如此精巧的制作是出自一个化外的蛮邦。利玛窦的命运似乎就这样由自鸣钟决定了下来:他被特许迁出四夷馆,在宣武门附近租住民房,并且每月可获一笔官银;皇帝不想放他走,负责管理自鸣钟的官员也不希望他离开京城。“攻打”北京的第一役,看来是成功的。虽然他最终未能攻下万历皇帝这座顽垒,甚至从未有机会与这位神秘的君主晤面,但以后的十年,他得以安居北京,享受着传教的自由,直到1610年5月11日病逝,赐葬于阜成门外二里沟。
第二章
儒服华语,学术传教

利玛窦不是最早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马可·波罗来华(1271)前后,蒙古、中国一带已可见到罗马特遣教士的零星足迹。至16世纪,罗马教廷在东印度果阿、马六甲等地构筑了据点,从那里进一步向远东渗透。就在利玛窦出生的那一年,留居日本数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沙勿略搭乘本国商船向中国进发,行至广东近海,几经努力而未获登陆许可,赍恨病卒于上川岛(今属广东)。1580 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终于实现了沙勿略的遗愿,获准由澳门入居肇庆,并建立起会所,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位耶稣会士。不久利玛窦等新人陆续登陆,实力有增,便开始酝酿北扩。

这些传教士都是绝顶聪慧的人物。他们一方面以礼品铺路,另一方面操华语、习汉字、着儒装,以求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本人不但通晓中文,而且熟读五经,善借儒家学说讲解基督教义。在他看来,儒教与基督教可以相互包容,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即充盈的心灵,完美的伦理,高度的智慧。许多士大夫为利玛窦的学识和辩才折服,争相拜访、宴请这位泰西大儒。过去形容一个中国学者的本事,常用“过目成诵、倒背如流”之类夸张的说法,现在人们却在利玛窦身上真的看到了这种本领。还在南昌时,利玛窦就向士大夫们当场演示过他的记忆术。他让人随意写一堆汉字,只看一遍就能背出;更奇的是,他可以从尾至头马上再背一回。中国的科举考试相当程度上是考记性,所以凡是见过利玛窦表演的读书人,从此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应江西总督陆万垓的请求,撰写了一本叫《西国记法》的小书,介绍他的那种局部记忆法。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迎合士人,其实他自己对这类技巧并不看重。他深知,这类东西只能引发一时的兴趣,而熟通儒学也不过是掌握了对方的家底,要想不被中国一流的学者小视,就得拿出自家的学问。

第三章
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是一位学貫中西,文学, 数学一流的全才

自鸣钟、三棱镜、地球仪、日晷等制作,既是利玛窦用来馈赠士人的佳礼,也代表了15世纪西方机械、物理、天文、地理诸学科的成就。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显然是一位全才。他用自制的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解说天象,描绘日月之食,证明地球为圆形。在肇庆时,他就自绘了万国舆图,用它展示世界之大,中国只占其中的几分之一;后来在北京,又奉命为万历皇帝绘制了更详明的《坤舆万国全图》。他不能算是一个造诣高深的数学家,但他早年所受的数学训练以及笔算方法已足以让徐光启、李之藻等高士服膺,并与他们合作,译撰成功《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此外,善于形上思维和逻辑推理也为利玛窦赢得了声誉。中国古代哲学虽也含有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萌芽,但未能发展成专门的学科,在中国的学校里也从不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当利玛窦运用自己的所学与中国士人辩争的时候,在思维方法、论理逻辑上便占了上风。

和马可.波罗的走马观花不同,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熟谙中文,结交广泛,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民情认识和了解比马可.波罗深入的多,其记述更真实,更据参考价值。其中的很多看法知道今天仍值得深思。
作为十六世纪的西方人,利玛窦对中国的幅员广阔和物产丰富印象深刻,“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时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 对于中国的丰饶,利玛窦认为“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须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还有大量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以那个时代西方人而言,这说法虽有些溢美,但也并不算太夸张。
令西方人大为羡慕的地大物博的背后,利玛窦同时察觉到,“他们的国家版图很大,边界辽远,而且他们对海外世界全无了解,以致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部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
而这正造成中国历代来的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玛窦同时代的一些西方人曾经认定中国是一个罗马式的帝国,对此利玛窦作了澄清,“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帝和人民却从未想道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州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达数千年之久……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地大物博还有另一个致命伤,就是对外来人士和外来学说的排斥和抵触。“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今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毋庸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利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
因此,“ 中国人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国境内自由居住,如果他还打算离开或者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话。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不允许外国人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腹地……这种习惯是许多世代以来对外国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他们不仅对住在海外或距离遥远的人以及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怀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异国人,甚至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人,例如沿用中国法律的邻邦朝鲜人。我在这里居留的整个期间,从未在中国看到过一个朝鲜人,除了有一个妇女.她是一个解放了的奴隶,是一位中国将领在朝鲜居住多年后带回来的。”
反过来,“当有必要派人出国时,即使给予适当的证书和委任状,也很难找到愿意接受这项任务的人。当这位使节出发时.他全家都痛哭惜别.就好像他是去送死一样。然而,他回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一般都要受奖。”
这种极度自大和排斥是很容易走向反面的。或许这因为如此,中国人才会如此地顽固守旧,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目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通过自己切身的送礼经历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得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他们(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第七章

《利马窦书信集》
  翻译 罗渔
  光启出版社 民国75.6[1986.6]
  丛书:
  利玛窦全集 ; 3
  出版地:
  台北
  
  《四、利氏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书——一五八四年九月撰于肇庆》
  p47
  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类及其他东西制成的衣服,也是我们一般所没有的,他们用高粱与米酿成的各种酒类;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买五毛钱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不习于喝水。
  
  p48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无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样,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着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着广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个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广东的情形是如此。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个无比大的城市。
  ……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
  
  ……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宝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园,他们视自己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晋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样。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
  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正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p51……可以参与北京内阁的大官称为‘阁老’,其权之大如皇帝一样,他们的权威似乎比皇帝还要大。……
  
  只有一种金属铜币——制钱,其余全是光亮的银子,全中国都有,无论再穷的人家都有一些,他们不作别的美梦,也不希望别的东西,只希望有银子。他们不知道利用金和银去做善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人生高尚的目的——那就是爱天主及救自己灵魂。
  
  p
  
  有人曾来告诉我们金银的产地,并给我说,要设法争取那里的银矿,可以获利很多,并想与我们组成公司,这样我们就会致富了。这种银子贪求欲,迫使他们用尽方法去经商,设法去赚钱;因此由于人工和天然财富的增多,就变成很富有了。阁下了解得很清楚,每年自印度、葡萄牙以及日本,进口多少银子,常是一船船装运回去,来澳门的船,也是要去中国的,还有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全都汇集到广东,那是中国的一省。……另外,中国幅员广大,在它的内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了,因此,出现的是,那里的河流常常是航运频繁,船只如林。我向阁下供认,我要叙述的事,若不是我亲眼见过,无法使人置信:一路港口连续,若是去广东,再去别的市场,连里斯本及威尼斯二大港口都没有如此大的装运吞吐量,在这里,一言以蔽之,可以买到任何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些邻国如日本、交趾支那、暹罗、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及其他无不来中国贸易
  
  p52-53
  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得知,……他们也用它作各种学问,例如医学、一般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等;真是聪明博学,他们计算出的日、月蚀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的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还有在算学上,以及在一切艺术和机械学上,真令人惊奇,这些人从没有和欧洲交往过,却全用自己的经验而获得如此成就,一如我们与全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的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这本性的智慧上,再从我门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话,我看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




第八章 中国的道德哲学, 官僚政治, 宗教习俗.

对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利玛窦以西方的实证观点看来,“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利玛窦在指出了中国在天文学、几何学等近代科学方面的不足和混乱的同时,他也非常明白缘由,“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者,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这种礼仪却相当形式化。尽管利玛窦久居中国,传教也以上层为主攻方向,和京城的很多王公贵族和知名知识分子都有交往,熟悉中国人的礼节,但他以西方人的思维仍旧认为,“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抛弃这种外在的表现?”
中国的君主政体在利玛窦眼中则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至于文官,也就是利玛窦称为所谓“哲学家”的选拔制度——科举制,他也很不以为然,“在欧洲人看来.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有点无效的方法。所有考试中……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对官僚政治,利玛窦看得也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严厉,但被大臣们非法处死的似乎和合法处决的人数是同样地多;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
这因为这种对权力的纵容和滥用,造成了“大臣们作威作福”。


对于平时中国王朝庞大的军备利玛窦评价也不高,“担任警卫的士兵总要受到别的哨兵的监视,怕他们可能企图造反或者造成骚动。由于同一原因,指挥官从来不许统率大军。整个军队置于哲人参议院的管辖之下,由这个机构发放薪俸以及军事装备。为了确保他们个人的忠诚,士兵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生计都有赖于上级军官以外的领导。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于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军事是文官的事情。“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军队的官兵部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利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帝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
或许这就是历代以来中国始终是军事并不是很强的原因,除外还造成了尚武精神的丧失。“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

对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的关注点和中国人有所不同,通常是为国人习以为常的陋习,不仅当时有的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利玛窦看来则是严重的社会痢疾乃至罪恶。
比如仆役女裨,利玛窦视之为变相奴隶制。“全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这种奴隶不是战争中俘获或从国外带回来的,而是就生在这个国家里,甚至就生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或乡村里。”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贫,他们是怕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凶狠的奴隶主。”“他们为这种骇人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法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是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再有就是自杀,“另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比前述的那种更为野蛮。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儒怯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往往为了很小的事而自杀。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死了他们的儿子,官吏是要严加判处的,这时被控的人别无他法摆脱困境,常常只好自杀了事。”

作为宗教人士,利玛窦当然相当重视中国的宗教习俗。经对儒释道三教的具体考察,利玛窦得出的结论是:“三大教实际已合为一套信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当然,由于这样的评价,他们就把自己和别人引入了令人无所适从的错误境地,竞相信谈论宗教问题方式越不同,对公众就越有好处。实际上,他们最终所得到的东西与他们所预期的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安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无神论。”
信仰缺失的结果是,让迷信大行其道。“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先生。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即都是骗子。他们的业务就是收一定的费来空口许愿说以后的运气好。他们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时还有一些行迹可疑的妇女……而且他们为数众多,以至可以说是构成为一种普遍的祸害。事实上,这个令人厌恶的阶级在各大城市甚至在宫廷里都是名副其实的害人虫。他们的生活手段就是这样。其中有不少的人能维持一大家人阔绰的生活,有时还能积累可观的财富。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帝本人都不能例外。”
虔诚可能是一种蒙昧,但也是一种强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或仅仅宁信其有的心理,本质是一种基于现实功利的虚伪。利玛窦对此的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虽然从表面看来,“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但是可以十分肯定,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惟一根据便是他们认为,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
”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材彻 利玛窦的成長和求学时期


1552年10月 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边境地区的马切拉塔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乔瓦尼·巴蒂斯塔·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一位药剂师,母亲名乔瓦娜·安焦莱莉(Gionanna Angilelli),其祖上是卡斯特尔维基奥的侯爵。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进入罗马奎里纳尔的圣安德烈备修院,学习神学与自然哲学。在这期间他向著名的克拉维斯学习了几何学、算术与天文历法。
  在罗马时期,利玛窦涉猎历史、研究数学。在葡萄牙,他遇上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如果将利玛窦到达澳门后才开始学习的汉语不计在内,那么他在进入中国前,学识已经遍及神学、哲学、数学、历史、天文学,以及钟表、机械、印刷等实用手工艺领域。如此广播的知识,使他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具有了其他传教士无可企及的优势。

1578年3月29日,利玛窦离开葡萄牙,从海路前往印度,9月13日抵达果阿。1582年8月,利玛窦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他前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还有圣·方济各·沙勿略、马莱多(又名巴莱笃)、培莱思、黎伯腊、黎耶腊、加奈罗爵、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等。
  到达澳门后,利玛窦开始随罗明坚学习中文。在1583年给他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弗纳里(Martino de Fornari)的信中,利玛窦表现出对中文的强烈兴趣,他介绍了中文的基本情况,并且说中文对他而言不算困难。同年,利玛窦到肇庆定居。1584年中期,他开始做一些布道工作,也随时听听忏悔。同年10月,他能够不用翻译自己讲汉语了,并且感到能相当好地读写中文了。1585年11月,他已进步到可以流利地讲汉语了,而且声称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几乎能读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