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o Ricci China Impressio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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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主实义》
　　利玛窦阐述他的神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著作最著名为《天主实义》。
　　《天主实义》分上下两卷，全书八篇及序共五万余字。此书仿照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神学总论》的体例，以中士、西士问答的形式概述教理，是利玛窦神学思想系统的、全面的阐述。顾名思义，所谓“ 天主实义”，意即关于神的真实教义。利玛窦大量援引儒家古代经典为依据，系统地论证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和根本教义，并从天主教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宋明理学和佛道两教的宗教世界观。
　　
5.《几何原本》
　　利玛窦自从定居北京后，就再也没离开，直到走完他的余生。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至1610（万历三十八年），为中西文化交流成就了若干大事，其中影响最大、最有意义的是与徐光启共同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出版。这部书是由利玛窦根据他的老师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神甫整编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前6卷口授，由徐光启笔录而成。1605年在北京印行(一说系于1607年在北京印行)，收入《天学初函》和《海山仙馆丛书》。《几何原本》的刊印出版改变了中国数学以实用计算的《九章算术》的经典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因而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点。


利玛窦一生将众多的西方科学、文化、宗教书籍翻译成汉语，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科学引入中国，同时，他也将中国文化较为充分地介绍到西方，最为完整的著作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去世后，给后人留下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原稿用利玛窦的母语意大利文写成，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书稿封面上除了“ 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据金尼阁说，利玛窦撰写这份文献的目的是要把它呈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并让同会的会友们传阅，希望人们了解中国和他在中国的传教事迹。
　　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书中，欧洲人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第一次认识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以及带来的震撼，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热潮。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经刊行，在欧洲便不胫而走。在不长的时间里，各种文字译本陆续出现，其中拉丁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1623年版及1648年版等四种，法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及1623年版等三种，此外还有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摘译本各一种。由于金尼阁拉丁文本的极度流行，利玛窦著者的身分渐被湮没，人们只知金氏译著，不知有利玛窦原著。




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耶稣会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神甫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里发现了利玛窦原意大利文手稿。至此，利玛窦原著者的身分无可置疑地得以澄清，人们也因此同声谴责金尼阁喧宾夺主，乱译者为著者。其实，金尼阁虽然在书名上自题为作者，但在书中已明确说明此书的作者是利玛窦，他自己只是修订补遗而已。后来，汾屠立神甫把他发现的这部手稿连同利玛窦的其他书稿一起刊行于世，是为两卷本的《利玛窦全集》（原书名为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意思是利玛窦神甫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该书原稿，题名为《中国报导》（I commentarj della Cina），于1911年出版；下卷为利玛窦的书信，于1913年出版。


利玛窦的这部著作共有五卷，第一卷力图全面概述中国当时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来华传教士，主要是利玛窦本人的中国传教经历。在利玛窦研究中，人们无一例外地以此书为首选参考文献，但经常忽略了第一卷的重要意义。该书第一卷共分十一部分，对明末中国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内容涉及国名、地理位置、版图、物产、机械工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科举取士制、政府机构、习俗、宗教等。第一卷与本书其他部分一样，来自利玛窦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并且毫不隐讳他自己的褒贬评价。
　　《利玛窦中国札记》再次为欧洲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扇大门是300年前由马可·波罗首先敲开的。同时，此书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使我们了解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影响。他从侧面展示了明代晚期中国国内以及东西方交往的各种状况。《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传闻与幻想，而是以耶稣会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为根据汇总而成的一部宝贵的历史文献，它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记录了一段近代中国由强盛辉煌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



明末时的中国仍是世界强国，而利玛窦等传教士仅是向慕中华来“进方物”的西洋人，所以他的态度一直是谦虚谨慎、恭敬卑顺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教活动既不能借助兵火，就只有倚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来达到传教目的。
　　西方传入的社会文化制度——婚姻法、教皇制度、出版法。
　　西方传入的科技——星盘、西洋建筑、西书、望远镜、日咎、三棱镜、天球仪、地球仪、钟表、砂漏、地图。
　　对汉语的贡献——利玛窦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在许多领域有着开拓性的意义，甚至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上，其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
　　考察利氏著译，《交友论》（1595）、《西国记法》（1595）、《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1601）、《坤舆万国全图》（1602）、《天主实义》（1603）、《二十五箴言》（1604）、《西字奇迹》（1605）、《几何原本》（1607）（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1607）、《畸人十篇》（1608）、《理法器撮要》（1610）、《乾坤体义》（1610）。在这12种著译中，可查找出很可能是利玛窦著译中首见的而现在仍在使用的83 个词 如：半圆、北半球、北极、比例、 测量、赤道、大厦、地平线、地球、钝角、多边形、古典、角、几何、金刚石、金星、面、面积、木星、南半球、南极、平面、平行、平行线、曲线、锐角、三角形、三棱镜、上帝、圣经、圣母、审判、十字架、水星、四边形、天国、天球、天主、天主教、体积、土星、推论、纬度、西历、虚线、阳历、耶稣、银币、阴历、仪器、月球、造物主、枕骨、直角、直线、子午线、主（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称呼）等。利玛窦所创造的这些词，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对汉语词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利玛窦在中国内地开展天文测量和研究，是首先在广东肇庆开始的。他在那里观测过两次月食，一次是在1583年11月27日，一次是在1584年的5月24日。并在刻印世界地图后制作了一批天文仪器，包括地球仪、天球仪、浑仪、日晷，作为馈赠当地官员和名流的礼品。后收又瞿太素为学生，向他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制作出星盘、罗盘和象限仪等天文仪器。他把各种天文仪器和其他科技机械陈列在居所中供人参观，他又向中国士大夫讲解推算日历的方法和这些仪器、机械的应用方法和原理。利玛窦对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和实践活动，为其赢得了“托勒密第二”的盛名。
　　利玛窦在南昌时根据当地经度，制作了“地平日晷”，可以准确反映出南昌当地的地方时间。他还制作“卧式时钟”，受到人们的极大赞赏，后来甚至成为中国苏州制钟手工业者供奉的“祖师爷”。
　　1592年9月22日，发生一次月偏食，人们发现朝廷钦天监所发布的与实际观察不符，利玛窦借此机会向人们介绍了月偏食在不同地区出现大小不同的现象的原因，这是中国学者从未解释过的。
　　后来，利玛窦在南京收了三名学生向他们教授历算知识，并一同制作了各种天文仪器，又考察了当时位于鸡鸣山上的南钦天监观象台。此间，他正式向在罗马的耶稣会总部要求派谙熟天文历算的教士来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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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抵达北京后，于1601年6月15日，12月9日和1602年7月4日三次观测月食，并推算出1603年5月11日的日食时间，他的推算比钦天监的时间更为准确，这又为他赢得更大的声誉。



利玛窦对中国天文学更大的影响是通过与他交游过的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参加崇祯朝修订历法而产生的，《崇祯历书》可以反映出利玛窦传播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成果。书中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第谷天体体系和几何计算方法，清晰地引入了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的现代天文学概念和有关的计算方法，使中国天文最早与国际“接轨”。



传入非欧氏几何——明朝末年，利玛窦来中国通过翻译《几何原本》传入了欧氏几何，同时，他也通过各种活动传入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非欧氏几何。这些几何知识主要有圆锥曲线、平行正投影、球极投影、画法几何和透视法等。这些非欧氏几何更加直接地应用到了平时科学技术活动中，特别是天文、地理和绘画艺术中，更有利的促进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利玛窦通过书信、书籍与实物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的科技文化与地理知识。
　　介绍中国科技——自然观、天文学、茶、漆、硝石与焰火、印刷术、丝绸技术、屏风、轿子、船、宝石、长城、纺织。
　　介绍中国地理知识——纬度位置、距离测量、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南京城、北京、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吉安、绍兴、南昌、临清、苏州、上海、洋子江、黄河、运河、鄱阳湖、梅岭、庐山、南华寺、气候、煤。



利玛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广泛的研究和理解，在书中向西方人介绍了他的分析和态度
　　中国人的特征——崇尚知识、尊师、宗教自由、人民勤劳、喜欢文字传播、南北差异、升官心理、易受惊吓、虚伪性、天生猜疑、男女之防。

对中国的批判——利玛窦看中国的事物，多能看到正反两面。以“纸”来说，他注意到中国是最普遍地使用纸的国度，但又觉得中国纸容易撕坏，不耐久，且因太薄，不能像西洋纸那样两面书写。再如中国的科举制，在利玛窦看来是文明的产物，有其可取之处。这种不问门第、通过公平竞争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由利玛窦等人介绍到西方，后来渐渐发展为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当然，利玛窦对科举制的弊端也未放过，批评它太重伦理说教和诗文词藻，而忽略了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