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o Ricci China Impression2

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应肇庆府太守邀请到肇庆，太守感谢其进献多种礼物，因而指定太守府东河滨一块空地允许他们建造教堂居住。利玛窦初到中国，效仿佛家僧侣削发剃须，穿僧服。他还将教堂题名为“仙花寺”，中堂题“西来净土”四字。但渐渐地利玛窦发现僧侣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中国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是儒士，儒士不但有学问，而且可以通过科举成为朝廷命官，成为社会上层。在这期间，利玛窦前往韶州，知遇儒士瞿太素。瞿太素出身名门，好游学，在儒士中颇有影响。在他的劝导下，利玛窦换去僧服，改着儒服，积极与中国儒士相交往。儒士大多勤学好问，利玛窦就将其在罗马初修院所学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语言、逻辑等等知识向儒士讲解，还将所带来的各种天文仪器、机械物品向儒士们展示。这些他们闻所未闻的“奇谈”和见所未见的“奇物”使儒士们大开眼界，因此对利玛窦极为钦佩，称他为“学问大家”，一时间利玛窦美名远扬。


1582年－1600年间，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广州、南京、杭州等地活动。他积极和士大夫们交往，谈天论道，藉此传教。这种传教方法，后人称之“学术传教”。利玛窦在学术传教中结识的鸿儒很多，也确实以其新奇的西学吸引着这些人。在这期间，他写成《交友论》、《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著作。
　　1595年，利玛窦到南昌，知遇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同年，利玛窦在南昌与建安王、乐安王交好，并赠建安王一座卧钟、天球仪、一部《交友论》和另一部书，其中记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之组合，数学演示及对所有图画的说明。1598年，利玛窦到南京，晋接应天巡抚赵可怀，南京提学使陈子贞，与他们讨论数学问题，陈子贞请利玛窦制造历算仪器。在南京时，利玛窦所结交名人还有：魏国公徐弘基（徐达之后）、丰城侯李环、守备太监冯保、南京国子监司业焦竑，学者李贽、刑部侍郎王樵、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郭明龙、翰林荆岩、学者李心斋、文学家祝世禄等。南京吏部尚书关左海曾印行利玛窦修订的地图，贵州巡抚郭青螺（子章）依照利玛窦所画地图，集成《古今郡国名类》一书。


利玛窦在南京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后来成为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吴淞（今上海）人，官至宰辅。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做官，当时还未考取进士。徐光启结识利玛窦以后，对其所讲“格物穷理之学”极为赞叹。徐光启作为有识见的士大夫，已深刻认识到“清谈心性”之理学的空洞，明王朝的强盛，必需“经世治用”之实用。他与利玛窦学习、讨论天文历法、数学、测量等学问。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徐光启于1603年入教，1604年入京会考，点为翰林庶吉士。徐光启到京之后，更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6卷，该书于1607年译完并印刷。

利玛窦在京交往的朝臣中，除徐光启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李之藻。李之藻（1564—1630），字振之，号我存，浙江仁和人， 1598年中进士，时任南京工部员外郎，1610年入教。1601年在京与利玛窦相遇，曾作《天下总图》，后因见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而深深佩服利玛窦。他重印此书，学会用克拉维斯的方法制各种日晷、星盘，写成《浑盖通宪图说》（1607）、《经天说》（1601）。他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最著名的是《同文算指》（1614）、《圜容较义》（1614）两部重要数学著作。这两部著作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北京期间，利玛窦还写成天文著作《乾坤体义》与语言学著作《西字奇迹》（1605）等。利玛窦在京交友还有：沈子木、佥事曹于汴、阁老沈一贯、刑部尚书萧大亨、吏部侍郎冯名琦、吏部尚书李戴、冯应京等。



汉化政策是利玛窦一生在华传教的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在华二十八年，他始终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相对于这一目的而言，科学、交游都是手段而已。这种来华动机和个人信仰不仅决定了他在人文文化方面传布的主要是神学思想，而且在介绍自然科学方面也囿于传教目的的需要。

在浸染过中国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后，利玛窦越发清楚地认识到首要任务不是去大量施洗，而是使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一个被接受的位置，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教会始终会面临被敌对的官员驱逐出中国的危险。因此，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给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而建设一种“中国—基督教”式的综合体。利玛窦之所以选择了儒学而非佛教或道教作为这些因素的中方载体，不仅仅是基于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也是出于对中国这几种教义各自的内在动力的考虑。利玛窦明白，在基督教与佛教间存在某种相似性，佛教通过自然法发展出一套类似基督教的道德；但也正因为此，他认识到佛教是基督教的一大竞争者，这也成为他对佛教持尖锐批评的重要原因。


当利玛窦发现中国上流社会一般都很少关心宗教事务时，便试图利用这些科学新成果把他们吸引到圣教方面来。在1595年11月4日发自南昌的书简中，利玛窦把他取得声望的原因归纳为六大类：虽然他是来自远方的西洋人，但却能熟练地读写汉语，通读了孔夫子的四书；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学识渊博；携来一些能吸引人的科学成果；中国人认为他具有炼丹术的本领；他布讲的宗教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补充说，那些真正为宗教而与他交往的人数最少。向中国士大夫赠送礼物，以此笼络感情、取得帮助，是他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利玛窦的礼物包括三棱镜、日晷、四分仪等测时及天文学观测仪器、自鸣钟、西洋书籍、油画等，其中以自鸣钟最为有名，影响也最大。


在术语问题上，利玛窦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God”；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教伦理，并且在他创造的中国式教义问答教学法中，构成天主教徒精神约束制度的天主教戒律中有六条被他忽略，天主教七件圣礼中有六件被他抹去；在礼仪问题上，他起初因有叩头举动而禁止基督徒从事祭祖祀孔礼仪，但当地发现叩头礼也用于对皇帝或父母等活着的人时，便把这些礼仪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举动而允许执行了


利玛窦清楚地懂得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悬殊是中国人归正的最大障碍。他在临死前一年指出，对于一位入华耶稣会士来说，熟练地运用汉语和掌握中国经典著作要比归化万名教徒还重要。他所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归正，而是要求对天主教具有真正深刻的了解。

从内容上看，利玛窦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大类：一类是宗教与修身，另一类是科学。前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后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中文写成或译述自西洋著作的作品，也有一些将中文经典著作译为拉丁文或用拉丁文撰写的作品。



1.翻译《四书》
　　1593年，利玛窦将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并略加注释。这是第一本《四书》的西文译本。此书的拉丁文标题为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1594年利玛窦把这部《四书》拉丁文译本寄回了意大利。
2.《交友论》
　　1595年，利玛窦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汉文著作《交友论》，它收集了西方名贤（如哲学家、神甫）格言凡百则，专题论述交友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交友的原则。利玛窦宣扬友谊的珍贵，是对更深伦理观念的有益补充，因此很受中国士大夫欢迎。初版的《交友论》用薄且耐磨的日本纸印刷，按欧洲装帧风格装订，人们对它的内容和装帧都感到新奇，因而广为推荐，赣州府的一个县令将此书重版后发行到全国各省，许多文人在自己的文集中，都引用此书语言，在很短时间内，此书广为流传，被誉为一部杰作，为利玛窦在名流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
3.《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在北京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修订、重印世界地图。早在他居住肇庆期间，先任知府、后升岭西道的王泮就曾经刻印过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1584年版）。之后在南京，受南京吏部主事吴左海之请，利玛窦对第一版地图认真修订后再版。第二版（1599年版）的世界地图印量很大，散发很广，还流传到日本、澳门等地。利玛窦定居北京以后，工部官员李之藻向他学习地理知识。他再次修订旧图，扩充内容，绘成六条合幅的《坤舆万国全图》，学术界称为1602年版。此版全幅宽361厘米，高171厘米，分为六幅，卷在精制木轴上。图中收录了850年地名，附95条注释，代表了16世纪欧洲比较先进的地理知识水平。




利玛窦在北京的这几年昼夜忙碌，日理万机，除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外，他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科学著作，亲笔用中文撰写了《乾坤体义》、《西字奇迹》、《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