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9日 星期六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四百年前,同样是在西历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月,北京城里来了一位西洋客人,中西文化交流史将由于他的到来而翻开新的一页。

第一章

这位客人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Ricci1552—1610)。早在1583年,利玛窦已自澳门入居广东肇庆,以后十余年先后至韶州、南昌等地传教。1595年他初次把晋京的企图付诸行动,随兵部侍郎石星从南昌出发,水陆兼行,于5月末抵达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但他未能获准继续前行,且无法定居南京,遂于半月后返回江西。三年后他再度尝试北上,先到南京,搭官船、走运河,在1598年9月上旬抵靠通州。通州也即今天的通县,要按现在的区划,跨进北京东郊的这个县也就是到了北京。然而在当时,京城对于利玛窦仍是那么遥远,因未获得入京许可,他不得不退返南方。不过,这次他得以在南京安定下来,成为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座上客,在其府邸度过1599年的元宵节,并与叶向高、李贽等名士结交。

一年后,利玛窦第三次筹划北上,用他自己在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是要“攻打”北京。1600年7月下旬,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携仆数人抵达天津,等候入京诏令。在苦等了半年之后,他们终于接到晋京的圣旨,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北京,先是下榻南城外一名太监家中,后移至专供外国使者居住的四夷馆。

在新世纪之初到达北京,对利玛窦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兆头。但事情本身纯属巧合。据说是因为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清单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而一见到自鸣钟,皇帝就着了迷。哪个时辰钟未敲点,或停下不走,便要利玛窦飞马赶来。西洋的工艺技术让宫廷上下赞叹不已。没有人会相信,如此精巧的制作是出自一个化外的蛮邦。利玛窦的命运似乎就这样由自鸣钟决定了下来:他被特许迁出四夷馆,在宣武门附近租住民房,并且每月可获一笔官银;皇帝不想放他走,负责管理自鸣钟的官员也不希望他离开京城。“攻打”北京的第一役,看来是成功的。虽然他最终未能攻下万历皇帝这座顽垒,甚至从未有机会与这位神秘的君主晤面,但以后的十年,他得以安居北京,享受着传教的自由,直到1610年5月11日病逝,赐葬于阜成门外二里沟。
第二章
儒服华语,学术传教

利玛窦不是最早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马可·波罗来华(1271)前后,蒙古、中国一带已可见到罗马特遣教士的零星足迹。至16世纪,罗马教廷在东印度果阿、马六甲等地构筑了据点,从那里进一步向远东渗透。就在利玛窦出生的那一年,留居日本数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沙勿略搭乘本国商船向中国进发,行至广东近海,几经努力而未获登陆许可,赍恨病卒于上川岛(今属广东)。1580 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终于实现了沙勿略的遗愿,获准由澳门入居肇庆,并建立起会所,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位耶稣会士。不久利玛窦等新人陆续登陆,实力有增,便开始酝酿北扩。

这些传教士都是绝顶聪慧的人物。他们一方面以礼品铺路,另一方面操华语、习汉字、着儒装,以求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本人不但通晓中文,而且熟读五经,善借儒家学说讲解基督教义。在他看来,儒教与基督教可以相互包容,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即充盈的心灵,完美的伦理,高度的智慧。许多士大夫为利玛窦的学识和辩才折服,争相拜访、宴请这位泰西大儒。过去形容一个中国学者的本事,常用“过目成诵、倒背如流”之类夸张的说法,现在人们却在利玛窦身上真的看到了这种本领。还在南昌时,利玛窦就向士大夫们当场演示过他的记忆术。他让人随意写一堆汉字,只看一遍就能背出;更奇的是,他可以从尾至头马上再背一回。中国的科举考试相当程度上是考记性,所以凡是见过利玛窦表演的读书人,从此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应江西总督陆万垓的请求,撰写了一本叫《西国记法》的小书,介绍他的那种局部记忆法。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迎合士人,其实他自己对这类技巧并不看重。他深知,这类东西只能引发一时的兴趣,而熟通儒学也不过是掌握了对方的家底,要想不被中国一流的学者小视,就得拿出自家的学问。

第三章
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是一位学貫中西,文学, 数学一流的全才

自鸣钟、三棱镜、地球仪、日晷等制作,既是利玛窦用来馈赠士人的佳礼,也代表了15世纪西方机械、物理、天文、地理诸学科的成就。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显然是一位全才。他用自制的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解说天象,描绘日月之食,证明地球为圆形。在肇庆时,他就自绘了万国舆图,用它展示世界之大,中国只占其中的几分之一;后来在北京,又奉命为万历皇帝绘制了更详明的《坤舆万国全图》。他不能算是一个造诣高深的数学家,但他早年所受的数学训练以及笔算方法已足以让徐光启、李之藻等高士服膺,并与他们合作,译撰成功《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此外,善于形上思维和逻辑推理也为利玛窦赢得了声誉。中国古代哲学虽也含有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萌芽,但未能发展成专门的学科,在中国的学校里也从不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当利玛窦运用自己的所学与中国士人辩争的时候,在思维方法、论理逻辑上便占了上风。

和马可.波罗的走马观花不同,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熟谙中文,结交广泛,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民情认识和了解比马可.波罗深入的多,其记述更真实,更据参考价值。其中的很多看法知道今天仍值得深思。
作为十六世纪的西方人,利玛窦对中国的幅员广阔和物产丰富印象深刻,“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时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 对于中国的丰饶,利玛窦认为“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须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还有大量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以那个时代西方人而言,这说法虽有些溢美,但也并不算太夸张。
令西方人大为羡慕的地大物博的背后,利玛窦同时察觉到,“他们的国家版图很大,边界辽远,而且他们对海外世界全无了解,以致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部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
而这正造成中国历代来的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玛窦同时代的一些西方人曾经认定中国是一个罗马式的帝国,对此利玛窦作了澄清,“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帝和人民却从未想道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州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达数千年之久……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地大物博还有另一个致命伤,就是对外来人士和外来学说的排斥和抵触。“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今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毋庸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利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
因此,“ 中国人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国境内自由居住,如果他还打算离开或者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话。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不允许外国人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腹地……这种习惯是许多世代以来对外国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他们不仅对住在海外或距离遥远的人以及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怀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异国人,甚至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人,例如沿用中国法律的邻邦朝鲜人。我在这里居留的整个期间,从未在中国看到过一个朝鲜人,除了有一个妇女.她是一个解放了的奴隶,是一位中国将领在朝鲜居住多年后带回来的。”
反过来,“当有必要派人出国时,即使给予适当的证书和委任状,也很难找到愿意接受这项任务的人。当这位使节出发时.他全家都痛哭惜别.就好像他是去送死一样。然而,他回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一般都要受奖。”
这种极度自大和排斥是很容易走向反面的。或许这因为如此,中国人才会如此地顽固守旧,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目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通过自己切身的送礼经历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得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他们(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第七章

《利马窦书信集》
  翻译 罗渔
  光启出版社 民国75.6[1986.6]
  丛书:
  利玛窦全集 ; 3
  出版地:
  台北
  
  《四、利氏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书——一五八四年九月撰于肇庆》
  p47
  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类及其他东西制成的衣服,也是我们一般所没有的,他们用高粱与米酿成的各种酒类;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买五毛钱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不习于喝水。
  
  p48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无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样,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着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着广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个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广东的情形是如此。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个无比大的城市。
  ……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
  
  ……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宝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园,他们视自己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晋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样。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
  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正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p51……可以参与北京内阁的大官称为‘阁老’,其权之大如皇帝一样,他们的权威似乎比皇帝还要大。……
  
  只有一种金属铜币——制钱,其余全是光亮的银子,全中国都有,无论再穷的人家都有一些,他们不作别的美梦,也不希望别的东西,只希望有银子。他们不知道利用金和银去做善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人生高尚的目的——那就是爱天主及救自己灵魂。
  
  p
  
  有人曾来告诉我们金银的产地,并给我说,要设法争取那里的银矿,可以获利很多,并想与我们组成公司,这样我们就会致富了。这种银子贪求欲,迫使他们用尽方法去经商,设法去赚钱;因此由于人工和天然财富的增多,就变成很富有了。阁下了解得很清楚,每年自印度、葡萄牙以及日本,进口多少银子,常是一船船装运回去,来澳门的船,也是要去中国的,还有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全都汇集到广东,那是中国的一省。……另外,中国幅员广大,在它的内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了,因此,出现的是,那里的河流常常是航运频繁,船只如林。我向阁下供认,我要叙述的事,若不是我亲眼见过,无法使人置信:一路港口连续,若是去广东,再去别的市场,连里斯本及威尼斯二大港口都没有如此大的装运吞吐量,在这里,一言以蔽之,可以买到任何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些邻国如日本、交趾支那、暹罗、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及其他无不来中国贸易
  
  p52-53
  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得知,……他们也用它作各种学问,例如医学、一般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等;真是聪明博学,他们计算出的日、月蚀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的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还有在算学上,以及在一切艺术和机械学上,真令人惊奇,这些人从没有和欧洲交往过,却全用自己的经验而获得如此成就,一如我们与全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的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这本性的智慧上,再从我门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话,我看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




第八章 中国的道德哲学, 官僚政治, 宗教习俗.

对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利玛窦以西方的实证观点看来,“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利玛窦在指出了中国在天文学、几何学等近代科学方面的不足和混乱的同时,他也非常明白缘由,“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者,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这种礼仪却相当形式化。尽管利玛窦久居中国,传教也以上层为主攻方向,和京城的很多王公贵族和知名知识分子都有交往,熟悉中国人的礼节,但他以西方人的思维仍旧认为,“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抛弃这种外在的表现?”
中国的君主政体在利玛窦眼中则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至于文官,也就是利玛窦称为所谓“哲学家”的选拔制度——科举制,他也很不以为然,“在欧洲人看来.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有点无效的方法。所有考试中……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对官僚政治,利玛窦看得也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严厉,但被大臣们非法处死的似乎和合法处决的人数是同样地多;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
这因为这种对权力的纵容和滥用,造成了“大臣们作威作福”。


对于平时中国王朝庞大的军备利玛窦评价也不高,“担任警卫的士兵总要受到别的哨兵的监视,怕他们可能企图造反或者造成骚动。由于同一原因,指挥官从来不许统率大军。整个军队置于哲人参议院的管辖之下,由这个机构发放薪俸以及军事装备。为了确保他们个人的忠诚,士兵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生计都有赖于上级军官以外的领导。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于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军事是文官的事情。“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军队的官兵部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利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帝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
或许这就是历代以来中国始终是军事并不是很强的原因,除外还造成了尚武精神的丧失。“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

对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的关注点和中国人有所不同,通常是为国人习以为常的陋习,不仅当时有的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利玛窦看来则是严重的社会痢疾乃至罪恶。
比如仆役女裨,利玛窦视之为变相奴隶制。“全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这种奴隶不是战争中俘获或从国外带回来的,而是就生在这个国家里,甚至就生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或乡村里。”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贫,他们是怕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凶狠的奴隶主。”“他们为这种骇人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法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是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再有就是自杀,“另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比前述的那种更为野蛮。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儒怯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往往为了很小的事而自杀。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死了他们的儿子,官吏是要严加判处的,这时被控的人别无他法摆脱困境,常常只好自杀了事。”

作为宗教人士,利玛窦当然相当重视中国的宗教习俗。经对儒释道三教的具体考察,利玛窦得出的结论是:“三大教实际已合为一套信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当然,由于这样的评价,他们就把自己和别人引入了令人无所适从的错误境地,竞相信谈论宗教问题方式越不同,对公众就越有好处。实际上,他们最终所得到的东西与他们所预期的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安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无神论。”
信仰缺失的结果是,让迷信大行其道。“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先生。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即都是骗子。他们的业务就是收一定的费来空口许愿说以后的运气好。他们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时还有一些行迹可疑的妇女……而且他们为数众多,以至可以说是构成为一种普遍的祸害。事实上,这个令人厌恶的阶级在各大城市甚至在宫廷里都是名副其实的害人虫。他们的生活手段就是这样。其中有不少的人能维持一大家人阔绰的生活,有时还能积累可观的财富。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帝本人都不能例外。”
虔诚可能是一种蒙昧,但也是一种强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或仅仅宁信其有的心理,本质是一种基于现实功利的虚伪。利玛窦对此的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虽然从表面看来,“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但是可以十分肯定,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惟一根据便是他们认为,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
”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材彻 利玛窦的成長和求学时期


1552年10月 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边境地区的马切拉塔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乔瓦尼·巴蒂斯塔·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一位药剂师,母亲名乔瓦娜·安焦莱莉(Gionanna Angilelli),其祖上是卡斯特尔维基奥的侯爵。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进入罗马奎里纳尔的圣安德烈备修院,学习神学与自然哲学。在这期间他向著名的克拉维斯学习了几何学、算术与天文历法。
  在罗马时期,利玛窦涉猎历史、研究数学。在葡萄牙,他遇上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如果将利玛窦到达澳门后才开始学习的汉语不计在内,那么他在进入中国前,学识已经遍及神学、哲学、数学、历史、天文学,以及钟表、机械、印刷等实用手工艺领域。如此广播的知识,使他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具有了其他传教士无可企及的优势。

1578年3月29日,利玛窦离开葡萄牙,从海路前往印度,9月13日抵达果阿。1582年8月,利玛窦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他前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还有圣·方济各·沙勿略、马莱多(又名巴莱笃)、培莱思、黎伯腊、黎耶腊、加奈罗爵、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等。
  到达澳门后,利玛窦开始随罗明坚学习中文。在1583年给他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弗纳里(Martino de Fornari)的信中,利玛窦表现出对中文的强烈兴趣,他介绍了中文的基本情况,并且说中文对他而言不算困难。同年,利玛窦到肇庆定居。1584年中期,他开始做一些布道工作,也随时听听忏悔。同年10月,他能够不用翻译自己讲汉语了,并且感到能相当好地读写中文了。1585年11月,他已进步到可以流利地讲汉语了,而且声称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几乎能读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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